岭·格萨尔，是切攀诺布（ཆོས་འཕེན་ནག་པོ།）的次子僧隆噶玛（སེང་བློན་ག་མ།）和噶萨（འགོག་བཟའ།）的儿子，原名格阔杰（གེ་ཁོད་སྐྱབས།），被认为是地方神祇念格佐（གཉན་གེ་མཛོ།）之子，长大后被推举为岭仓部落的头人，后成为岭部落的总管，他一生除暴安良、抑强扶弱。《格萨尔》史诗之《敦氏预言授记》（《ལྡོང་གི་མ་ཡིག་ལུང་བསྟན།》）记载：“……之后小儿子切攀诺布在朝萨噶藏切卓为妻，生了三子一女，长子吉宏（总管王），次子僧隆噶玛，三儿子晁同，女儿喜嘉姆措。”而《果洛总谱》中有这样的记载：“僧隆和加萨（汉妃）之子贾察夏尕尔，僧隆和噶萨之子格阔加。”《藏族姓氏源流》记载：“僧隆汉妃之子名曰贾察是格阔加，噶妃之子名曰格阔杰，其幼时通晓男子九术，勇猛如雄狮，故称雄狮王，又称格萨尔，其后成为统治岭国的国王，因此，又称为世界雄狮王。”通过对比史诗记述和史书文献可发现，两者的部分内容是一致的，即岭·格萨尔为一位抑强扶弱、降妖伏魔、征战四方的传奇英雄，为藏族人民所敬仰。后来人们把“克敌制亲”者称为“格萨尔”、“世界之王”、“人的太阳”、“玛桑格萨尔”等，由此衍生出格萨尔文化题材或文化现象。由于这一指称具有历史真实性，符合历史学原则，本文也使用“岭·格萨尔”、“格萨尔王”的称谓。
岭·格萨尔，这位在藏族历史上享有崇高声誉的英雄人物，其事迹与形象历经时间的洗礼与民众的再创造，演化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文化现象。格萨尔文化内涵丰富多元，既有基于真实历史人物事迹的历史文化层面的，又有通过艺术加工以史诗、民间传说呈现的文学文化层面的，更有深深植根于藏族宗教信仰中的信仰文化层面的。这三个层面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共同构筑了格萨尔文化的坚实基石。目前，尽管格萨尔文化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在理论构建与内涵辨析上仍有待完善。鉴于格萨尔文化中真实历史与虚构故事交织的特点，如何精准区分真实历史人物与其文学、宗教信仰建构的人物，以及如何综合运用历史学、史诗学、宗教学和人类学等跨学科方法来全面剖析其内在逻辑和价值，成为格萨尔学学科建设的重要课题。本文旨在对格萨尔文化外延概念作出更为明确的阐释，深入剖析其蕴含的主要内涵，以期填补当前理论研究的空白，为格萨尔文化的理论系统建构提供支撑。
一、格萨尔文化外延概念总论
格萨尔文化，是藏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在面对自然挑战、社会矛盾以及自我认知过程中，以英雄人物岭·格萨尔为中心创造并宏扬的一种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精神文化，其形成、发展的历程是一个深深植根于藏族历史、社会变迁和文化积淀的过程。
文化是人类意识所独有的概念，从广义上讲，文化是人类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认识过程的综合。任何事物只有通过人的知觉才能成为文化，未经过而只捕捉事物本身，只有物质属性，不具有文化属性。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文化是人类的生产生活、劳动过程、历史成果，以及一切为了满足人的生活需求、理想信念而形成的较高层次的精神文明。文化产生于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对人类自身的思索，对人类社会生活、伦理道德形成等具有广泛影响。
由于历史变迁、风俗习惯、自然环境、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差异，各国家或民族都有不同的文化概念和认识。对藏族而言，传统上将文化分为大五明、小五明等，从文化内涵上分为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等。这些按照内容与形式、特点与性质、应用与实践等不同标准而划分的不同类别的文化，相互交融，共同滋养了格萨尔文化的成长，为格萨尔文化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文化源泉。从佛教教义到民间故事，从风俗习惯到语言艺术，都在塑造着格萨尔文化的精神内涵与外在表现形式，也就是格萨尔文化的外延，即格萨尔文化的范围和内容的扩展，包含传统、价值观、习俗、艺术、信仰等方面。
文化外延总的分为物质文化外延和精神文化外延。岭·格萨尔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其英勇的事迹和高尚的品质在藏族民众心中树立起崇高的形象，逐渐升华为一种文化象征。人们对岭·格萨尔的评价和崇拜，不仅是基于他的真实历史功绩，更是对他所展现的公正、勇敢、智慧等的高度认同。这种主观情感与客观史实的交织，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格萨尔文化外延的内容。社会环境对格萨尔文化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藏族人民通过多种文化艺术形式创作和传承关于格萨尔的故事，将他们的理想追求、价值取向和精神寄托投射其中，使格萨尔文化呈现出鲜明的民族个性，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文化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精神标识，常常通过具体的文化外延得以展现和传承。这些外延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内涵，还体现了独特的价值观念和社会信仰。格萨尔文化外延的形成是藏族人民在历史长河中的集体记忆、社会实践中的人文思考与深厚文化底蕴相融合的结果，既是藏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又是民族精神的独特表达。格萨尔文化，作为藏族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其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外部因素方面，格萨尔文化产生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即吐蕃地方政权崩溃后，陷入军阀割据、教派林立的混乱状态，这种社会环境为格萨尔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土壤。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中，人民对英雄和和平的渴望成为格萨尔文化形成的重要外部动力。同时，藏族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等因素也为格萨尔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精神支撑。在这些观念影响下，人们对英雄人物的期望和想象具象化，在格萨尔王的形象中找到了寄托。在内部因素方面，格萨尔本人的思想、信仰、社会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塑造其人物形象的决定性因素。身为岭部落的头人，赋予了他远超常人的影响力。总之，格萨尔文化外延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涉及社会环境、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人民的期待与历史经验等外部因素，以及历史人物岭·格萨尔本人的思想、信仰、社会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内部因素，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了格萨尔文化外延的独特面貌。
文化符号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是一个国家、地区、民族或个人独特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或文化形态的构成要素。比如，NBA、可口可乐等是美国文化的象征；书法、国画等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其中藏文、布达拉宫等是藏族文化的符号象征。对个人来说，个人的特殊成就、人生经历和独特的思想等是其象征。例如，在论及“鲁迅文化”时，他的文学作品、爱国思想、经历以及以他名义出现的“鲁迅学院”、“鲁迅基金会”、“鲁迅文化广场”等都是鲁迅文化；在论及与格萨尔文化形成极为相似的“关公文化”时，关公由自然人变成社会人，再由历史人物变成英雄或传说人物、代表正义真理的神灵，成为关帝圣君。因此，格萨尔或格萨尔文化符号应包含格萨尔文化的全部外延内容，是格萨尔文化外延内容的一种或多种形式。
在格萨尔文化外延中，岭·格萨尔是格萨尔文化的核心符号，他赋予了这一文化现象鲜明的特色和丰富的内涵，而格萨尔历史、格萨尔史诗和格萨尔信仰则构成其基本的文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不仅展现了格萨尔本人的传奇人生，更深刻地反映了藏族人民对英勇、智慧、和平的赞美与追求。
当前，在藏学研究领域，对格萨尔文化外延的概念及其内涵尚未有确切的阐释。不过，与格萨尔文化外延颇为类似的关公文化外延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参照。关公文化源自关公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和精神气质。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关公文化在伦理道德方面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社会注重人伦道德，关公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强调伦理道德的核心价值。关公的忠诚、义气、仁慈和勇敢，都深深地烙印着儒家的伦理道德。人们千百年来对关公的崇拜，本质上是对其高尚道德人格的崇敬。关公对国以忠、待人以义、处世以仁、作战以勇的精神，与格萨尔王身上所体现的藏族传统美德一致，都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格萨尔王身上的善良慈悲、智勇双全、锄强扶弱等藏族传统美德，不仅在格萨尔的历史、史诗和信仰中得到充分展示，而且也是格萨尔文化所蕴含的独特道德精神。与关公文化相似，格萨尔文化也强调抑强扶弱、除暴安良、匡扶正义和利益众生的价值观。
格萨尔文化的外延，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源于人们对岭·格萨尔这一历史人物的多维度评价，这些评价又深受人们的意识观念、历史背景、宗教信仰和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格萨尔文化外延可以概括为三大核心组成部分：格萨尔历史文化、格萨尔史诗文化、格萨尔信仰文化。格萨尔历史文化是基于真实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形成的文化，记录了格萨尔王的一生，包括英雄事迹、战争征服，这部分文化通过历史文献、考古发现和口头传承等方式得以保存和传承。格萨尔史诗文化是通过虚构的史诗作品来展现的文化，这些史诗作品以诗歌、叙事长诗等形式流传下来，描述了格萨尔王的英勇事迹和传奇故事，具有较高文学价值，是藏族人民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格萨尔信仰文化是基于藏族宗教信仰而形成的文化，在藏族民间信仰中，格萨尔王被视为神圣的存在，其形象和故事被广泛应用于宗教仪式、祭祀活动，这部分文化通过寺庙、经卷、法器等物品得以传承和展现。这三大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格萨尔文化外延的基本框架。同时，从这三大核心组成部分还延伸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如格萨尔人物传说文化、格萨尔戏剧文化、格萨尔音乐文化等。这些文化表现形式不仅丰富了格萨尔文化的内涵，也为藏族文化的多元性和独特性增添了新的色彩。格萨尔文化外延的形成，主要落脚于格萨尔这一具体人物身上。人物在格萨尔文化外延中的内涵表现为三种：历史中的“人物”格萨尔、格萨尔王传中“英雄”格萨尔、信仰中的“神灵”格萨尔。这三者又有分支内涵，从文化学上讲也是格萨尔文化的主要内容和符号。
由人的意识所决定的对历史人物格萨尔的各种评价形成的复合概念，即格萨尔文化外延的定义，其外延或象征是格萨尔文化，内涵则包括格萨尔文化的具体内容——格萨尔历史文化、格萨尔史诗文化、格萨尔信仰文化等，这三者是构成格萨尔文化的三个基本条件。由此衍生出的一些分支文化，如格萨尔藏戏文化、格萨尔唐卡文化、格萨尔石刻文化、格萨尔酥油花文化、格萨尔面具文化、格萨尔音乐文化、格萨尔影视文化等，是格萨尔文化的外延部分。总之，格萨尔文化，是与历史人物岭·格萨尔相关的历史、史诗、信仰为基础的物态、行为、心态文化的集合体。
二、格萨尔文化的三大核心内涵
从广义的格萨尔文化概念来讲，格萨尔文化内涵可分为三大类，即格萨尔历史文化、格萨尔史诗文化、格萨尔信仰文化。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化内涵通过真实的历史、虚构的史诗、虔诚的信仰来展现，并相互联系、相互交织，共同构建了格萨尔文化的核心内容。
（一）格萨尔历史文化
格萨尔历史文化，源于人们对岭·格萨尔王生平事迹的追思与总结，是藏族人民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这一文化现象不仅仅局限于对格萨尔王个人生平的描述，更涵盖了藏族社会、历史、宗教、民俗等多个层面的内容。
岭·格萨尔王作为藏族历史中的传奇人物，其人生历程被赋予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意义。关于格萨尔王的真实身份、生卒年份、出生地等具体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这些争议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源于研究方法与视角的局限性。在探讨格萨尔历史文化时，必须综合运用历史学、史诗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以便更全面地揭示其内在逻辑与价值。藏族历史研究，尤其是针对格萨尔历史文化的研究，需要遵循历史学的基本原则与方法。这意味着研究者必须考虑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将岭·格萨尔的人生轨迹与成就置于藏族历史大背景中，进行系统分析与评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准确理解格萨尔历史文化在藏族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史诗与传说作为格萨尔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料，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但需审慎对待。单纯依赖史诗与传说进行研究，而忽视记载格萨尔人生轨迹与成就的其他文献，无疑会限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因此，研究者需结合古代藏族历史文献等一手资料，对格萨尔历史文化进行全面、深入挖掘。
古代藏族历史文献的内容以宗教题材为主，反映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史料内容相对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古代藏族社会的全面了解，给格萨尔历史文化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即便如此，我们通过对现有历史文献深入挖掘与综合分析，仍可以更全面地揭示格萨尔历史文化的起源和形成。历史人物格萨尔是史诗人物格萨尔的原型，史诗人物格萨尔是历史人物格萨尔的艺术再现。由于对史诗的过度关注，我们往往忽视了真实历史中的岭·格萨尔，这一倾向导致了人们对格萨尔是否真实存在的争议。事实上，“格萨尔”这一称谓在其他民族中也存在，但这并不能证明岭·格萨尔这一历史人物就不存在，这种盲目推断忽视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此外，还有观点认为格萨尔是凯撒大帝、唃厮啰、关公或赞普赤松德赞等。这些观点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相互影响，但它们并不能证明岭·格萨尔不存在。事实上，在岭·格萨尔之前，藏族历史文献中就多次出现过“格萨尔”这一名称。例如在《雍仲苯教箴言宝典》（《གཡུང་དྲུང་བོན་གྱི་སྒྲ་བསྒྲགས་པ་རིན་པོ་ཆེའི་གླིང་གྲགས།》）中载：“北方格萨尔为冲木之王”；《莲花遗教》中载：“香巴拉和象雄之地，大食和格萨尔之地”；《五部遗教》中载：“邬坚格萨尔和吐蕃地，抒写四方幸福美满情”；《智者喜宴》中载：“格萨尔王如斧对木式憎恨”；《黑头凡人的起源》（《མགོ་ནག་མིའུ་འདྲ་ཆགས།》）中载：“大食王拥有财富，冲格萨尔精于用兵格萨尔”；阿罗汉桑格朗巴赐予阿底峡尊者的《风水宝梯》（《ས་དཔྱད་རིན་པོ་ཆེ་ཐེམ་སྐས།》）中载：“赤色火神格萨尔”；敦煌文献IOL Tib J380中记载：“彼还征服了五个格萨尔，而为彼等之王，一切雄狮王等，亦皆臣服阙下，居住雪山东至大海之内的一切众民，皆奉之为王。居住在德兑中达山谷中的一些格萨尔王，亦长时归依此王，居住在城堡与海边北方东方之名为雄狮（王）者，亦与此王互相往还”；王沂暖在《格萨尔与敦煌》中提道：“我听陆水林同志对我说，印度的迦腻色迦王朝的石刻上，也发现了类似格萨尔读音的人名”；法国藏学家石泰安在《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中说：“在更敦主巴（一世达赖喇嘛）前世化身的一份名表中，第26位就是格萨尔王。于道泉氏又补充说，格萨尔可能曾经是‘蒙古人的国王’（霍尔王）和观世音的一种化身，本处的名表引自《隆多喇嘛全集》。”这些记载中有的“格萨尔”应该理解为宗教文化中的名称。《汉藏史集》中叙述松赞干布时期，为了传播佛教，派比丘西拉噶热前往斯里兰卡迎请本尊神的事迹时，“格热城王名曰吾么热格萨尔，其财富雄厚，笃信外道，（比丘西拉噶热）显现各种幻化之身，使王转信佛教，”其中的“格热”指的是古代的希腊，其王名称中的格萨尔与印度文化颇有渊源，从中也可知晓，松赞干布时“格萨尔”一词已经传到了西藏。《拉达克王统记》中载：“羊年，建造则托甲日宫，丹拉年欲建城镇，未犯玛域，当时玛域拉达克由格萨尔王系统治，下部之地四分五裂。”上述记载中提及的格萨尔，不可跟《格萨尔王传》中的人物格萨尔混淆。现代学者已经研究证明了格萨尔是真实历史人物，在藏族史籍《朗氏族谱灵犀宝卷》《显密答问集》《安多政教史》《藏族姓氏起源》《黑头凡人的起源》《格言宝藏》《藏族史·奇乐明镜》等中可以找到很多论据。《安多政教史》中载：“往昔黄河上游的土地由格萨尔王统治，虽然其出生年有铁鼠年和水蛇年两种看法，但大概属于让雄年开始的六十年，迎请岭啊米香曲智关和牟德嘉纳格迪讲法，创建佛寺的事迹中也可知晓。”《杜钧教史》（《བདུད་འཇོམས་ཆོས་འབྱུང་།》）中载：“第二让雄年开始，是年，玛吉来卓铁羊五十七岁，岭格萨尔土虎五十岁，米拉日巴铁龙四十八岁。”《藏族历史年鉴》中载：“铁鼠年（1000年）格萨尔王诞生。《灵犀宝卷》中记载：岭啊米香曲智关预言格萨尔寿命八十八年。《青史》载：仲顿巴于牟弟大师前学习和译经。《司徒自传》中记载：吉达是格萨尔王的诞生地。”这些内容表明，历史人物“岭·格萨尔”这一称谓在藏族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格萨尔历史文化是由人们的意识所塑造出来的，是关于英雄岭·格萨尔在过去岁月中事迹的集合体，涵盖了人们对格萨尔生平事迹、姓氏部落、家族历史的感知和评价，以及对他是否是一个真实人物的学术研究。这一文化现象不仅体现了历史人物格萨尔个人从诞生到去世的一生经历，还反映了这些经历对他本人及其周围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岭·格萨尔，作为藏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传奇人物，被赋予了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文化意义，被视为岭仓部落的头人，生活在宋朝时期的德格阿秀，活跃于黄河源头，其生平事迹、英勇事迹和传奇故事成为藏族人民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代代相传，形成了独特的格萨尔历史文化。格萨尔历史文化不仅是对格萨尔个人生平的描述，更是对藏族社会、历史、宗教、民俗等多个方面的反映，包含了人们对格萨尔的智慧、勇气、才能等方面的赞美和崇敬，也体现了藏族人民对历史英雄和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传承。概括来说，格萨尔历史文化是岭·格萨尔其人在历史上的事迹，人们用感知对其进行各种评价的集合体，其中包括格萨尔生平事迹、姓氏部落、家族历史，格萨尔是否为真实人物的研究成果等内容。
（二）格萨尔史诗文化
史诗这一文学形式，深深植根于历史的土壤，是通过长篇诗歌的形式，来讴歌英雄人物的生平事迹，既是历史的镜像，也是文化的载体。格萨尔史诗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历史和地理的方方面面，更展现了藏族人民的精神风貌和口头传统的独特魅力。格萨尔史诗的形成，离不开藏族口传文化的深厚土壤。在文字尚未产生的时代，史诗大部分通过口头传播，依靠人们的记忆代代相传。这种口耳相传的方式，不仅保留了史诗的原始风貌，也使史诗在传承中不断得到加工和完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口头传承的史诗逐渐被记录下来，形成了标准统一的范本，如《格萨尔》《吉尔伽美什》《伊利亚特》《奥德赛》《摩诃婆罗多》《罗摩耶那》等。
格萨尔史诗的产生，离不开藏族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背景。历史上，藏族社会经历过多次战争和各种历史事件，这些战争或事件不仅深刻改变了藏族人民的命运，更为史诗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藏族人民的朴素正义观、对英雄的崇敬以及发达的口头文学传统，为史诗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此外，格萨尔史诗的创作还体现了藏族人民的神话和口头诗歌方面的创造力。在史诗中，神话元素与历史事件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使史诗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史诗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战争，是对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民族间战争的叙述，表现的是“英雄所见略同”的民族精神。史诗是该民族的民间口头艺术，是反映该民族古代社会全貌的百科全书。史诗产生的四个条件：一是记载着民族间战争为主的重大历史事件对该民族命运的改变；二是在这个民族意识觉醒过程中产生的；三是将战争或历史事件中的主要人物认定为象征本民族精神的英雄；四是该民族没有书面文学的条件，但语言艺术和口头传统文化有较大的发展，并且这个民族具有神话和诗歌思维的能力。具备上述条件，便可以产生史诗，格萨尔史诗的形成亦是如此。
史诗《格萨尔王传》在11世纪末期逐渐成型，以口传方式广泛流传于民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融入传说和神话元素，经过说唱艺人的改编和创作，以及佛教高僧、地方领袖等的收集和整理，最终成为一部具有历史、诗歌、神话特征的宏伟史诗。这部史诗讲述了岭·格萨尔作为天神之子降临人间，通过赛马称王、降伏四方之敌、征服十八大宗及众多小宗，为百姓造福，安定三界，最终返回天界的传奇故事。史诗讴歌了格萨尔王维护正义、造福人间、南征北战、锄强扶弱的英雄事迹，深刻表达了光明战胜黑暗、正义战胜邪恶、真理战胜谎言的主题，以及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格萨尔王，作为藏族人民理想英雄人格的化身，带领30位大将降伏四方之敌，征服大小各宗，其英雄事迹家喻户晓。这部史诗不仅展示了格萨尔王的英勇事迹，还融入了丰富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成为藏族文化的“百科全书”。
格萨尔史诗采用散韵结合的写作方法，语言优美凝练、比喻生动贴切、情节曲折复杂、形象生动鲜明。它卷帙浩繁、丰富多彩，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不同类型的说唱艺人展现出来的表演形式多样，赋予格萨尔史诗活力。同时，史诗也体现了生态和谐和民族和睦的美好愿景。在丰富民族文化生活、促进文化认同、传承文化知识、承载民族历史、传承口述传统、挖掘民间文学价值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06年，《格萨尔》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影响力和地位逐渐提升。
概括来说，格萨尔史诗文化是以格萨尔的历史和传说为“种子”，塑造了理想中的英雄格萨尔的文学形象。其人物具有人性和神性的双重特征，文风也兼具诗化和神话的双重格调。史诗故事的内容并不全是讲述格萨尔王的事迹，而是为了表现格萨尔王这一伟大人物，融入了一些经典故事、赞普历史和民间文学，成为反映藏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
总之，格萨尔史诗是英雄史诗，以岭部落和其它部落之间的战争为主要题材，以英雄人物岭·格萨尔作为歌赞对象，包括30位大将的事绩为内容的史诗，反映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主题思想，表达人民对真善美的追求，颂扬抑强扶弱、为民除害，反对分离、保卫家园的精神，是以“活态性”的方式在民间流传的史诗。格萨尔史诗文化则以格萨尔为题材，反映具体文化内涵的200多部格萨尔王传和各类说唱艺人作为其重要内容和标志。
（三）格萨尔信仰文化
具有神话和宗教色彩的史诗《格萨尔》是促使岭·格萨尔由“人”向“神”转变的主要动力。藏族人民相信格萨尔王是抑强扶弱、降妖伏魔的救世主，是从天上降临人间的天神。格萨尔说唱艺人们也坚定地相信，自己正在演唱的是格萨尔王的真实历史，并非杜撰出来的传奇故事。因此，格萨尔史诗在格萨尔由“人”向“神”转化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真实历史中的岭·格萨尔，被认为是域神或年神格佐（གཉན་གེ་མཛོ།）之子，他跟随岭啊米香曲智关和牟德嘉纳格迪学法，是仲敦巴的法友，因其爱护百姓、骁勇善战，成为部落头人，他在政教两方面颇有功绩，被尊称为“雄狮王”，深受民众的爱戴和敬仰。基于这段真实历史发展而来的半人半神的格萨尔是形成格萨尔信仰的首要条件。藏族传统的祖先崇拜习俗和藏传佛教的出世成佛，以及为了积德积福而求助神灵的思想，是形成格萨尔信仰的第二个条件。除此之外，对具有原始宗教意味的神、鲁、念的崇拜，对佛苯结合的护法和山神的崇拜，以及煨桑、占卜等民间信仰习俗，也是形成格萨尔信仰的重要条件。可以说，藏族的民间宗教或宗教民俗是格萨尔信仰产生的本源。同时，格萨尔祭祀文的产生也直接促进了格萨尔信仰的形成。在格萨尔王离世之后，一批高僧开始以口述和记录的方式书写格萨尔祭祀文，早期的祭祀文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格萨尔宗教型史诗的产生，并进一步促进了格萨尔信仰的形成，从而使格萨尔信仰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
12世纪前后丹拉玛曲吉旺秀在《地狱大圆满》（《དམྱལ་གླིང་རྫོགས་པ་ཆེན་པོ།》）、17世纪萨迦巴康巴达辛·尼丹多杰在《阿达拉姆传》（《ཨ་སྟག་ལྷ་མོའི་རྣམ་ཐར།》）中融入佛教教义，反映了佛教徒对格萨尔史诗题材佛教化的尝试。格萨尔在佛教中地位的提升与这些反映佛教教义的史诗文本的产生有关。在这些文本的影响下，人们相信格萨尔是三怙主的化身，是引渡的上师、各种佛教神灵的化身，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系统完整的祭祀仪轨。宁玛派昔贤甚至指出在《时轮续初转法轮文殊幻网》中早已授记过格萨尔的诞生。在民间，除了格萨尔王被认为有明确的化身外，史诗中其余的英雄也出现了对应的化身，例如史诗中的八十英雄被认为是古印度八十大成就者的化身。
13世纪初，第二世噶玛巴·噶玛巴希曾撰写过格萨尔祭祀文，藏族历代的各个教派都曾封格萨尔为护法或战神，撰写各种祈祷文，使格萨尔成为藏传佛教万神殿中的一员。据统计，藏传佛教各教派的108位高僧撰写的祈福文、酬忏文、念诵祷文等多达1400部。
如前所述，格萨尔信仰是藏族原始信仰和民间宗教仪式、佛教思想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以格萨尔王为首的英雄人物及其所携带的刀、剑、马等，被藏族民众作为圣人、圣物，广为崇拜。格萨尔不但成了诸神、诸佛的化身，还产生了许多与之相关的雕像、唐卡、祭祀物等法器。宁玛派寺院每年举行祭祀格萨尔王的法会，在其信徒家中几乎都会供奉格萨尔唐卡或格萨尔祷文；格鲁派信徒家里也供奉格萨尔唐卡，煨桑的祭祀文中有格萨尔赞辞。格萨尔被认为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有时会被认为是莲花生大师的使者或徒弟，有时也被认为是赤松德赞，或是财神赞巴拉。格萨尔信仰成为藏传佛教的分支信仰，跟藏族传统宗教思想、民间仪式关系密切。史诗中的格萨尔是天神降临人间，拥有为万民作主的能力，是格萨尔信仰广为流传的重要群众基础。格萨尔信仰中，不仅有原始宗教的痕迹，也渗透着浓厚的佛教思想和民俗文化。
格萨尔信仰文化的形成，离不开两个重要因素：历史与史诗。历史上的岭·格萨尔是一位英勇的部落头人，他的事迹被后人传颂；格萨尔史诗进一步将这些事迹神话化，使他成为一个具有神奇力量的英雄。这两者的结合，为格萨尔信仰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受到藏传佛教教义和民间信仰的影响，人们对格萨尔的崇拜和敬仰逐渐转化为各种宗教活动和民俗仪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格萨尔在其信仰圈内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多功能的神灵，认为不仅是战神、护法神，还是财神、寿神、福禄神、药神等。这种演变是受民间信仰的功利性影响下产生的。人们希望通过祭拜格萨尔，获得神灵庇佑，满足自己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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