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按照我国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要消除绝对贫困，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将全部“清零”。那么，中国到底是怎么“消灭”几亿贫困人口的？2020年之后，中国就再也没有穷人了吗？

　　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几乎遍地都是贫困人口。按当时的贫困线标准（每人年均纯收入205元）来计算，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有2．5亿人，贫困发生率（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比例）31%，每三个人里有一个贫困人口。如果按照2011年调整过的贫困标准（每人年均纯收入2300元）来计算，1978年的农村贫困人口有 7.7亿人，贫困发生率98%，几乎全都是贫困人口。

　　过去40多年，中国的扶贫之路可以分成几个清晰的阶段，每个时期各有不同的扶贫路径。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脱贫主要靠改革开放释放出来的制度红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之后，打破了此前的大锅饭制度，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收入得到快速提升。后来乡镇企业蓬勃兴起，成为当时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乡镇企业转移，大大提高了农民收入。

　　80年代中期之后，农村减贫的速度开始明显放缓，仅仅依靠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已经无法继续有效推进减贫。这个时候，政府开始对扶贫投入更多的力量，中国的扶贫思路和路径发生重大转变。

　　1986年，我国成立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国务院扶贫办的前身），在当年发出重要通知，“在国家必要的扶持下，利用地上地下丰富的自然资源，进行开发性的生产建设，发展商品经济，启动贫困地区内部的经济活力，走依靠自己脱贫致富的道路。”中国的扶贫由此进入开发式扶贫阶段。这个阶段的减贫成果主要是，从1986年到1993年，农村贫困人口由1.25亿人减少到8000万人。

　　进入90年代中后期之后，中国的扶贫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剩下的贫困人口很多都是集中在自然条件恶劣的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文化教育等方面都相当落后，脱贫难度极大。与此同时，农民收入在90年代末期开始明显放缓，“三农”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浮出水面，“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

　　2000年以来，我国开始大规模的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尤其是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成为我国农村几千年历史的里程碑事件。2007年，我国开始在农村全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保障范围，对部分极度贫困人口实行兜底保障。

　　随着中国贫困人口持续下降，中国对扶贫事业提出了更明确的目标要求，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为了实现这一宏大目标，从2014年以来，中国的扶贫进入精准扶贫阶段。

　　精准扶贫的前提条件，就是要首先精准识别贫困人口。2014年，我国一共识别出了8962万贫困人口，随后几年又在此基础上做了调整补充，为每个贫困人口建档立卡，然后通过发展生产、异地搬迁、转移就业、社会保障等方式开展脱贫。

　　用40多年时间消灭了数亿贫困人口，无论怎样看都是一个惊人的成就。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已经就此告别了贫困，中国的扶贫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首先，我国的贫困线标准还比较低。世界银行对贫困人口的认定，以每人每天生活费低于1.9美元、3.2美元、5.5美元为标准，划分为极端贫困线、中等偏低贫困线和中等偏高贫困线。其中极端贫困线标准，是根据世界上15个最贫穷国家来划定，我国现行的绝对贫困线标准，只比极端贫困线的标准略高。如果我国将来提高贫困线标准，还会有大量贫困人口涌现出来。2011年，我国调整贫困线标准，从此前的农民人均年纯收入1274元上调到2300元，结果，当年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2688万人大幅增加到1.28亿人，贫困人口数量突然增加了1亿人。

　　而从更长远来看，即使绝对贫困人口全部消失，中国的相对贫困现象也非常严峻。所谓相对贫困人口，就是收入水平远低于社会平均收入，世界银行的标准是，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收入1/3，就可以算是相对贫困人口。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看，中国的相对贫困人口还非常庞大。国际上一般以基尼系数0.4作为警戒线，超过就说明贫富差距已经很严重，长期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一直高于国际警戒线，基本保持在0.46到0.5之间，这体现出我国贫富分化的现状并不乐观。

　　和绝对贫困相比，解决相对贫困人口的挑战更大。因为相对贫困的成因，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同时更是贫富差距过大背后的收入分配问题。某种程度上，分配蛋糕比做大蛋糕的压力更大。在未来很多年，如何通过合理分配来缓解相对贫困，将是中国无法回避的现实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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