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里的中年男人，在地铁上腰板挺直，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不一会儿，他将手里的手机，对准了旁边站立的女生裙底。为了避免被发现，还三番五次来回晃动。

这段视频被曝光后，随即登上微博热搜，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偷拍者身份。

他是新华社旗下中国经济信息社有限公司四川分社片区主任常某。目前，常某已被公司解聘，并被行政拘留7日，处以500元罚款。

夏天是个高危季节，你永远不知哪个瞬间，就会有摄像头伸进你的裙底。

无论是排队等地铁、乘电梯公交，还是坐动车...都有可能被偷拍。

被发现并抓获后，他不仅没认错，还说：“我已经结婚了，我拍就是觉得好玩。”该男子因不构成实质性伤害，只被拘留了三天。

如下图，在商场，一男子假装蹲下来找书，趁机犯案。

电梯下、天桥下，井盖下、甚至下水道中，都是他们的藏身之所，让人防不胜防。

鞋的外表，跟普通运动鞋没有区别，玄机就藏在网面中。

这类偷拍器具，会把微型摄像头装备在拐杖底部。

在一根长型的拐杖，加入针孔摄像头，改装成了偷拍器，偷拍变得悄无声息。

他将袋子完全放进女事主的裙底，左手的相机取景，右手不停地动调整位置，拍照并录下来。

以一款价格139-399不等的迷你摄像头为例，它的月销量高达6500 。

在我国，偷拍不是一件罕见的事情。每一年，关于偷拍的报道层出不穷，偷拍场景从地铁、火车到商场无处不在，偷拍工具更是五花八门，让女性防不胜防。

更令人忧心的是，从设备销售到视频流出，偷拍产业早已形成了完整链条。

大多数偷拍者拍的视频并不是为了自娱自乐。在互联网上，有一条成熟的路径链条，可以将偷拍者的“成果”迅速转化为收入。

为了保证效率，偷拍是团队化运作。负责偷拍的人有男有女，年龄有老有少，

他们分工明确，男性主要负责公共场所的流动拍摄。而女性更多的是进入到商场试衣间、女厕所等场所，利用性别优势，架设固定摄影器材进行拍摄。

最主要的买主，是成人网站。

它的盈利方式和主流视频网站并无区别，即凭借巨大的流量，获取广告收入。

但这些盈利模式在中国行不通。于是在中国，成人网站主要的盈利方式是：通过免费内容吸引用户进入，然后通过“特权”与专享内容，吸引用户付费。

在清晰度能够保证的情况下，如果拍到的女性漂亮、身材性感，或者偷拍到不穿丝袜等“大尺度”内容，就会被定义为精品。

这些精品内容，就是网站用来吸引用户注册、付费的重头戏。

为了规避打击，这些网站有时会打擦边球的方式将自己包装成看似“无害”的网站，比如“街拍xx站”。

该站名为街拍，实为偷拍。打开首页，满屏都是穿着清凉的女性被偷拍的图片、视频，虽然一眼看上去没有隐私部位等敏感内容，但每张照片都充满了色情意味。

该站每年“街拍大赛”中，动辄就有上百万的发帖量。在这背后，不知站着多少街头偷拍者，又会牵涉到多少隐形受害者。

弥漫东亚社会的一场瘟疫

被揭露的偷怕行径只是冰山一角，只要有需求、有利益，偷拍者就不可能消失，偷拍链条也会环环相扣地存在下去。

不仅仅在中国，偷拍是弥漫东亚社会的一场瘟疫。邻国的日韩，偷拍乱象比中国发生的更早、情形也更糟糕。

日语中，偷拍女性私隐部位被称为“盗摄”，是成人录影带中的一个专门类别。

据RPO（韩国一个对抗偷拍的民间组织）的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韩国女性经历过被偷拍。

从2000年至今，韩国的偷拍犯罪事件一直呈快速增长趋势。据相关统计，韩国2012年共发生偷拍犯罪案2400起，2017年，色情偷拍案件达6500起。发案最高的年份是在2015年，为7600起。

韩国总统文在寅不得不承认，色情偷拍已经成为了韩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a part of daily life”）。

如果本文开篇的常某出生在日韩，量刑会比“拘留7天，罚款500元”重很多。

1962年，日本东京都地区颁布了《迷惑防止条例》。

其中明确规定：“任何人，对于他人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内，不能有让人明显地感到羞耻、或者给人造成不安的鄙猥行为。”目前，该条例已经扩展至日本47个都府道县。

《迷惑防止条例》最大的意义，在于为打击偷拍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以大阪府为例，盗摄行为被抓获，要面临着6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和50万以下的罚金；如果被认定为惯犯，处罚标准则升至100万日元罚金与一年刑期。

这就导致厕所偷拍等行为不能适用《迷惑防止条例》公共场所偷拍条款，只能参考适用《日本轻犯罪法》。

目前日本已有31个县对《预防骚扰条例》进行修订，将厕所偷拍列入刑事犯罪打击对象。

韩国对偷拍的打击比日本更加严格。

1994年，韩国颁布了《性暴力犯罪处罚等特例法》，将偷拍行为界定为性犯罪。规定装设针孔摄影机、偷拍、散播未经同意的私密性视频，最高可处以5年刑期及1000万韩元的罚款。

但是该法律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即只有发现偷拍行为才能定罪，安装摄像装置并不构成犯罪。

2017年12月，韩国内阁通过《性暴力犯罪处罚等特例法》新修订案。

规定在公共浴室、卫生间等涉及个人隐私的敏感场所安装摄像头或类似设备即属违法，违者将被处以最高5000万韩元（约合30万元人民币）罚款。

被禁装置包括监控摄像头、网络摄像头、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等所有类似装置。

此外，首尔警方还派出专门小组，利用红外线扫描器到沙滩和泳池等地的更衣室、厕所搜查偷拍装置。针对地铁、电梯上的偷拍行为，警方也组织了“地铁反偷拍分队”。

除了日韩之外，中国香港也已经开始重视偷拍问题。

在2019年4月30日，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发表《窥淫及未经同意下拍摄裙底》报告书。

诚然，一纸公文、几场运动不可能消灭偷拍的泛滥。据报道，在韩国6465宗偷拍个案中，有5437人被拘，只有119人遭送进监狱，仅占被捕人数的百分之二。大量的偷拍者由于“证据不足”逃脱了起诉。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地方所做的工作没有意义。反偷拍注定是一场持久战。

除非涉及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等情节，否则一般的偷拍行为只能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6项：

这样的处罚力度显然是不够的。

除了微弱的处罚力度，另一个问题是受害者的沉默。来自舆论的二次伤害，让很多受害女性不敢张口。

在这场战争中，女性不应该手无寸铁。并且在日益猖獗的偷拍行为面前，片面要求女性“学会保护自己”，其实是在回避偷拍问题的核心：整个社会对偷拍者太过宽容。

人们需要时间去接纳一个事实：被侵犯的女性，是无辜的受害者，她们不该被打上污名化的标签，也不该承受那些带有羞辱意味的目光。

真正的罪犯与帮凶，还游离在道德和法律的边缘之外。他们是偷拍者本人，以及每一个观看者、分享者、和袖手旁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