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以来，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生育八孩女子 ”事件引发社会关注。23日，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发布“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调查处理情况通报，对女子身份认定等情况作出说明，对失职渎职的17 名有关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进行问责。

3月初，陕西省榆林市“佳县铁笼女”事件被网友曝光。3月1日，榆林市立即成立由榆林市公安局牵头，相关部门参与的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目前，调查工作正在进行。

当前，妇女权益保障问题备受关注。公安部决定，自3月1日起至12月31日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与此同时，正在修法过程中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也因此成为舆论焦点。2021年12月24日至2022年1月22日，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期间，仅中国人大网上，网页显示就有8万多人参与，提出了42万多条意见。

妇女权益保障，也成为今年多位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关注的议题。此外，多位代表委员针对女性权利保障做出了相关建议，提交了提案，包括农村妇女权益、“全职太太”权益、女性就业者权益、女性健康问题等多个方面。

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保障妇女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本文整理了2022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的议案，以及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中关注妇女权益保障的部分。

对于严打拐卖、收买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律师协会副监事长朱征夫提出了以下七点建议。

首先是全面调查摸底。建议各地政法委牵头，由司法部门、民政部门、妇联、共青团、律师协会以及相关公益组织共同派人组成调查组，深入到重点地区，尤其是有陈规陋习又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的村、组进行摸底调查。

朱征夫建议，在调查过程中，若有人阻碍解救受害人，视不同情况，分别按妨碍公务罪、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收买妇女儿童的共同犯罪等追究刑事责任。

进一步明确和落实基层责任。明确派出所所长、片警、城区居委会主任、行政村村委会主任、组长为责任主体，如辖区内有拐卖、收买妇女、儿童犯罪行为，应知情而不知情、知情不报或怠于解救的，予以免职，构成犯罪的，或者暗中支持共谋的，按玩忽职守罪的规定或者拐卖、收买妇女儿童的共犯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建议每年进行一次全国范围的专项执法大检查。

对于社会呼声较高的“买卖同罪”，朱征夫也给予了考虑。

他建议，收买与拐卖同罪，应修改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规定，参照第二百四十条对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处罚规定，改为“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收买妇女、儿童三人以上的，奸淫被收买妇女、儿童的，对收买妇女、儿童非法拘禁或强迫劳动的，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包括严重精神疾病）、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朱征夫进一步提出，建议扩大拐卖、收买共同犯罪的打击范围。在受害人被拐卖、收买的过程中，凡是帮助维持、恢复受害人受拘禁、受强制、受侵犯状态的行为，都应当视为拐卖或者收买的共同犯罪行为。

朱征夫建议，扩大正当防卫的适用范围。被拐卖收买的妇女、儿童为捍卫自己的人身自由、性自主权、人格尊严等采取防卫措施，其他人为解救被拐卖、收买的妇女、儿童采取的解救措施，造成加害人（拐卖人、收买人、帮助拐卖或者收买的人）伤害和死亡的，按正当防卫处理，不承担刑事责任。

朱征夫认为，收买的妇女、儿童产生的婚姻、收养关系无效。基于收买犯罪行为产生的婚姻和收养关系，因为违背法律规定，且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从一开始就应当视为无效，不产生任何与婚姻和收养相关的权利义务。

最后，朱征夫建议，收买地政府承担救济责任。收买妇女、儿童行为发生地的县级政府对受害人承担救济责任。救济标准可参考国家赔偿标准，期限为自被拐卖、收买之日至被解救之日。当地政府怠于提供救济的，受害人或监护人可按照国家赔偿的申请程序主张权利。

（来源：新京报贝壳财经 记者：席莉莉）

早在全国两会召开前的几个星期，杨佳就十分关注一些因社会事件引发的对于拐卖妇女犯罪问题的讨论。作为妇联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杨佳一直非常关注妇女儿童权益保障，而今年又恰好迎来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订，为此，她在经过调查和咨询后提交了一份“有效预防和打击拐卖妇女犯罪”相关提案。

杨佳认为，究其原因，一是偏远和相对贫困地区群众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法律意识淡薄。二是基层干部睁只眼闭只眼”，关注不够。三是对拐卖妇女犯罪处罚过轻，难以起到震慑作用。

对于目前存在的问题，杨佳在提案中建议：健全以村（社区）为基础预防犯罪网络，推进网格化管理压实责任，构建部门协同、社会广泛参与工作体系。

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入户走访、隐患排查等手段，完善发现举报机制。深入开展打拐专项行动，完善网上投诉举报系统，清理拐卖妇女信息，及时发现犯罪线索，健全线上线下一体“打拐”格局。

规范被拐妇女救助安置程序，完善社会福利机构救助和中转康复服务。对滞留救助管理机构一定期限以上仍未查明身份信息的被拐妇女依法及时办理户籍，落实社保政策，提供基本医疗和心理疏导服务。依法为符合条件的被拐妇女提供法律援助。

在法律修订方面，杨佳建议修订刑法，加大对拐卖妇女犯罪打击力度。进一步完善被拐妇女数助法律法规，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和证据审查认定规则。

提案在完成后，得到了大家广泛相应，最后有60多位委员参加了联名。

（来源：《人民政协报》 记者：奚冬琪）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刘红宇表示，她今年的提案尤其关注拐卖妇女儿童问题。她呼吁买卖同罪，建议法院审理被拐妇女离婚案件时要听取被拐妇女意愿，同时希望能够推行首次上户口强制检验DNA制度，“从根本上遏制买卖行为的发生，这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措施，通过立法、执法和科技赋能手段。”

全国政协委员刘红宇表示，近年来，从立法到执法，法院、公安等各方面都做了很大努力，她关注到近日公安部还发布了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的消息，“但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为什么长期以来存在，其实还是取证难、寻找难。”

刘红宇介绍，她将针对拐卖妇女儿童问题提出多份建议，第一就是提议修改《刑法》第241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此前，她关注到“买卖应该同罪”的呼声，通过搜集相关案例了解到，自2015年拐卖妇女、儿童罪发生较大改动以来，能够形成数罪并罚后果的案例非常少。刘红宇对其原因进行了深层分析，她认为，主要问题在于涉及“非法拘禁”、“强奸”等伤害的取证非常困难，“以致于相关的罪名就很难定罪，这就形成了前罪过轻，没有起到一个震慑的作用，后罪看起来很重，但是它又因为取证难的问题使加害人受不到追究。”

刘红宇提出，希望能够推行首次上户口强制检验DNA制度。刘红宇表示，一般情况下，丢失妇女或儿童的家庭会用最快速度向警方提供丢失人员的DNA，而下一步的DNA比对工作必须要有相关线索才能进行，“我们面临的就是线索难寻的问题，因此我希望我们能够在拐卖妇女儿童高发区先试行推行首次上户口的DNA登记措施，实行强制检验DNA制度。”

“绝大多数买卖妇女案件的发生都是以生娃为目的，生了娃如果不上户口是没办法上学的，这样从根本上让买方不敢去上户，通过这个制度可以从根本上遏制买卖行为的发生，这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措施，通过立法、执法和科技赋能手段。”刘红宇说。

（来源：新京报 记者：靳晴 贺俊怡 薄其雨）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樊芸在提交的议案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她提出的这份议案聚焦妇女儿童拐卖，在会签中得到了代表们的广泛附议，樊芸代表的这份议案最终得到33个附议签名，满足代表议案的提出条件。

樊芸说，妇女儿童拐卖问题这些年来一直得到关注，但是怎么彻底地从法律上来根除这些顽症，需要全国人大修法。樊芸建议，加重拐卖、收买妇女儿童罪的刑责，买卖同罪，增强法律威慑力。

全国人大代表，农工党中央委员、上海市委副主委陈晶莹说：“我觉得买卖同罪这个提法非常好，原来我们对拐卖者，在刑法中是给予相应的严惩的，但是这次大家觉得应该把惩治的力度提高了，买方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来源：《中国妇女报》）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潘向黎，建议将刑法第二百四十条“拐卖妇女、儿童罪”和第二百四十一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合并成为“拐卖、买受妇女、儿童罪”，买卖同罪同罚，以期最大限度减少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发生。 这份议案认为，拐卖儿童、拐卖妇女等问题长期存在，导致了许多受害家庭的悲剧。

对于拐卖儿童犯罪来说，即使多年后找到，也令两代当事人处于感情和伦理的两难处境；对于拐卖妇女犯罪来说，“徐州生育八孩女子”等新闻，引起全社会震惊和关注。 “这些事件持续拷问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促使我们为终止这种悲剧去付出努力。”潘向黎认为，只有法律充分尊重“人”，符合“人是不可以被奴役的”“人的自由与尊严神圣不可侵犯”的现代文明理念，它才能起到应有的惩恶扬善、震慑犯罪、保护社会、唤醒人心、引领风气的作用。 议案同时表示，修改法律只是第一步，然后必须通过一切方式不遗余力进行普法大宣传，让“拐卖妇女儿童是犯罪，而且买卖双方同罪”这个法治观点无远弗届，深入人心。

（来源：新京报） 

2022年2月27日，张宝艳告诉界面新闻，今年两会期间，她将提出关于加大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力度的建议。 此前，在2020年两会，张宝艳曾提出对人贩子加大量刑的建议，现在她再次建议加重对买卖妇女儿童犯罪分子的量刑标准。

“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实际上是绑架行动，有虐待、非法拘禁、强奸等多种犯罪伴生，同时给被拐妇女儿童家庭造成了长期的精神伤害，所以应该最低参照绑架罪至少十年起刑”，她说。 此前，张宝艳曾提出“将收买妇女儿童纳入地方政府考核”的建议，希望基层政府主动干预，及时发现，尽早解救。 “摸排工作的难度主要在于基层落实。”张宝艳接触许多被解救儿童，“有的外号叫八百，有的叫万三，就是花800元和13000元买到的。当地乡邻都了解情况，但因为人际关系因素，不愿把拐卖情况举报给相关部门。” 为形成全国性摸排的长效工作机制，张宝艳建议，把收买被拐妇女儿童案件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目标之中，与领导提拔任用、公务员绩效工资等指标挂钩。 张宝艳还提出，应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和参与反拐工作，帮助“天下无拐”目标早日实现。（来源：界面新闻）

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大学研究员蒋胜男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会提交《关于推进全国多部门联合打拐行动及后续救助系列工程的建议》。其中，她建议，将打拐工作纳入地方政府平安建设的考核范畴，每年的考核结果将作为对相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来源：中国妇女报）

“我呼吁落实《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以下称行动计划)，对拐卖人口(的犯罪分子)提高刑期，建立强制报告制度，让反拐达成切实效果。”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海市妇联兼职副主席黄绮近表示，她会就落实行动计划提交相关提案。 

该行动计划持续十年，提出完善制度、健全机制、落实责任、整合资源、标本兼治，有效预防和惩治拐卖人口犯罪。 黄绮始终关注妇女和儿童权益保护。她注意到，拐卖儿童让很多家庭留下无法弥补的创痛，被拐卖的儿童不少被迫沦落街头乞讨流浪。被拐卖的妇女主要被卖到贫穷乡村，并且往往伴随绑架、强奸、非法拘禁等罪行。 “因为贫穷乡村中默认了这些(拐卖人口)陈规恶习，被拐妇女难以逃脱整个村子的监视和控制。即使有机会被解救的，也会因为聚众威胁和暴力干扰，导致解救困难重重，地方基层组织对此也产生畏难情绪。”黄绮强调，行动计划的举措和要求必须落到实处。 

在黄绮看来，对刑法第241条收买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处罚，必须和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刑罚一致。因为收买和拐卖是互为条件、相互作用的对向罪，是共同犯罪。 她同时建议，提高刑法第242条规定的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的刑罚，对首要分子给予5年以上的判罚。“如此才能威慑聚众阻挠解救的人，让这些人去除‘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对拐卖罪中有绑架、强奸、非法监禁及故意伤害等罪行的，必须依据第241条第4款数罪并罚，罚当其罪。” “我们有数罪并罚的判例，但是数罪并罚后刑期仍然不高，依法大幅提升刑罚打击力度是当务之急、有效之策。”黄绮建议，要去除拐卖多发地区民众的麻木心态，应在农村尤其是边远山区进行有针对性普法，要让民众知晓拐卖妇女儿童，无论是拐卖还是收买，包括阻挠解救的行为，都属于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做到学法、懂法进而不犯法。她还建议把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判例作为普法宣讲素材。

（来源：中新社） 

全国政协常委温思美建议建立中国特色的失踪妇女救助警报系统。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借鉴安伯警报系统的做法，进一步完善中国“团圆”系统的功能，扩大“团圆”系统的适用范围。建议将该警报系统的救助范围扩大到失踪妇女。

（来源：河北新闻广播）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兼西安分所主任、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忙着进行调研，为参加今年全国两会做准备。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方燕在履职过程中，做了大量关于妇女权益保障、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工作，也代理过诸多这些群体维权及法律援助案件。在参加相关活动和调研的基础上， 提出了多项针对妇女、老年人等群体权益保护的建议。 在履职过程中，方燕坚持做有专业履职能力的代表，利用自身法律知识和专业技能，弘扬法治理念、传播法治精神，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今年，经过调研，方燕准备就落实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保障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权益、鼓励社会机构提供老年人就医服务、提高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等提出建议。（来源：新华社 记者：许祖华） 

全国人大代表、京孟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吕妙霞在今年两会中提出的第一个建议是：建立乡村振兴科技人才工作站，加大科技人才队伍，助力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此外，她还建议加大对基层女干部特别是农村女干部的培训力度，让基层女干部不断加强学习，提升参政的素质和工作能力，从而展现新时代女性的风采，发挥好“半边天”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吕妙霞想让更多的农民过上好日子，让农村更美、农业更强。近年来，她提交的建议，件件涉农，事事为民。

在吕妙霞看来，乡亲们种地“啥赚钱多、啥赚钱快就种啥”，但是因为大家缺乏技术，不懂管理，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土壤板结、病虫害、重茬等难题始终无法彻底解决，所以就放弃了“一亩园十亩粮”的好项目、好品种、好产业。她说：“国家应鼓励和支持各类‘田秀才’、‘土专家’，发挥他们实践经验丰富的优势，在政策上给予倾斜，从而让他们安心、放心、舒心地扎根农村，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贡献出他们的力量。”

（来源：中国妇女报 记者：樊文军）

全国人大代表岳喜环表示，现阶段我国普通女职工50周岁退休，女干部55周岁退休，而农村妇女60周岁才能享受养老保险福利待遇，时间较城镇女职工晚了10年，对于经济收入状况中等以下地区的农村妇女而言较为不平衡。岳喜环建议在当前政府城乡基本养老保险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将无固定收入农村妇女的退休年龄调整为50周岁。

（来源：北京青年报）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柳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韦震玲提交提案，建议建立家庭全职服务成员职业权利保障制度，维护家庭全职服务成员的合法权益。她认为，因特殊事由、特殊时期（3岁以下哺乳幼龄教育期，照顾失能父母、配偶等）辞职回归家庭承担家庭全职服务的成员，可享受工龄累计及劳动社会保障等相关待遇。

近年来，全职太太（有时也扩大到全职丈夫）的权益保障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不少人认为，全职太太在家庭默默付出辛苦劳动，应该得到一定的回报或保障。显然，此次韦震玲委员的提案呼应了这部分民意。代表委员在全国两会的建言议政平台上关注全职太太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可望产生引导、推动作用，具有积极意义。

针对强化全职太太的劳动保障等问题，提出建议并进行公共讨论很有现实意义，但相关建议要落地恐怕尚需时日。无论是法律规定的家务劳动补偿制，还是法院就全职太太的家务劳动补偿所作出的判决，均指向了离婚结果。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要保护全职太太的权益，还是应该以遏制打击经济控制等家暴行为，保障全职太太的财产支配权、家庭决策参与权等权益，促进家庭关系平等和谐为重点，让全职太太在家庭中有尊严、有地位、有幸福的依托。

（来源：《北京青年报》）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三桥派出所副所长兼金刚里社区民警杨蓉表示，今年全国两会，她提交了《关于为全国适龄女性免费接种HPV疫苗的建议》。

杨蓉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全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加速消除宫颈癌全球战略》，《战略》明确到2030年实现全球90%的女孩在15岁之前完成HPV疫苗接种，通过疫苗接种、筛查和治疗等三级防治路径，推动全球实现消除宫颈癌的目标。

杨蓉表示，HPV病毒的伤害是比较大的，会导致宫颈癌的发生，HPV病毒是人乳头瘤病毒，其感染以后，会导致子宫颈的细胞癌变，最终导致严重的癌症发生。世卫组织建议，青春前期即9至14岁是HPV疫苗的最佳接种年龄，国家卫生健康委根据我国国情建议首要接种的目标人群是13-15岁的女孩我国适龄女孩，在我国，宫颈癌是第二大女性恶性肿瘤，每年新发病例11万左右，过去20年，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且在逐渐年轻化，而我国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率不足1%。HPV疫苗的诞生让宫颈癌有望成为人类首个可以全面消除的恶性肿瘤。因此，在全国为适龄女性免费接种HPV疫苗意义非凡。

同时，全国人大代表、成都经典汇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艺委会办公室主任徐萍，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马东平都提交了与HPV疫苗相关的提案。

（来源：澎湃新闻）

乳腺癌、宫颈癌是影响妇女健康的两大恶性肿瘤。而定期筛查则是及时发现肿瘤、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的重要手段。全国人大代表王玲建议：1.在适龄妇女中进行全覆盖的免费筛查，建议将乳腺癌宫颈癌筛查纳入医保；2.国家加大科技投入；3.提早推广使用疫苗，以此控制病毒。

（来源：央视新闻）

全国人大代表陈海仪撰写了一份《关于建立新型婚检制度的建议》。陈海仪代表表示，有必要建立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型婚检制度，建议修改《婚姻登记条例》，设置婚前向对方提供婚检证明的义务。婚姻登记部门应当设置相应程序，确保双方知晓对方的婚检证明内容，并签署该婚检证明除婚姻登记所需外不得告知他人、用于其他用途的承诺书。婚姻登记部门和医院对婚检证明有保密的义务。

关于婚检项目，陈海仪代表建议完善婚检必检查项目和可选检查项目。必检项目可涵盖婚后将影响配偶、子女生命健康权、人身安全权的项目，如传染病检查、有关精神疾病检查；可选项目可以包括针对影响婚后夫妻生活的性功能障碍以及后代的生育能力、新生儿出生缺陷等项目。通过提供可选检查项目，方便未婚男女根据个人需求选择不同项目。此外，陈海仪代表建议完善婚检的配套保障制度。对于必检项目应当实现医保全额报销，可选检查项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实现全额报销。

（来源：中国妇女报 记者：王春霞）

全国人大代表、合肥蜀山区刘丽健康咨询中心总监刘丽表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遭遇性侵，不仅会带来身体伤害，还会带来严重的心理和精神伤害，希望孩子们可以提前学到防性侵知识保护自己。刘丽介绍，《“女童保护”2021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显示，超九成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对未成年儿童进行性教育、防性侵教育；但目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人防性侵教育还缺乏全国性、制度性安排，迟迟难以普及。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在促进高质量就业中，全国人大代表、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认为，女性的就业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女性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不可少的力量，是“半边天”，随着国家开放“三胎”等新生育政策的实施，为女性实现高质量就业带来很多新课题。针对当前我国女性在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难题，杨元庆提出了关于充分保障女性高质量就业的建议。

他建议，第一，应当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保障女性拥有平等的就业权利，提升女性就业质量，不仅实现“同工同酬”，也实现“同工同成本”，为女性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交健康、财务健康和价值实现创造良好的环境，提供有力的保障。

第二，建立女性生育保障和弹性工作制度。形成明确清晰的“生育假”法律规范，同步推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等配套政策。

第三，切实提升女性的就业能力。一方面积极打造针对女性劳动者的培训基地，不断提升女性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女性领导力培养项目，实现女性的高质量就业。

（来源：证券时报）

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委员、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邱立成建议，要加强反就业歧视立法。“为切实有效解决就业歧视问题，立法因其具有规范性、普遍性、强制性的特点是最切实可行和最有效的措施，因此各国都制定了反就业歧视法律。我国目前仍没有一部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来调整就业歧视问题。因此，需要积极借鉴国外在就业平等方面的一些经验，制定权利义务明晰、操作性强的专门法律，构建健全的反就业歧视法律法规体系。”

他还建议，应设立就业法庭或专门机构，专门维护女大学生和其他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建立相关监督机制，畅通求职就业者反映问题和维护公平就业权利的渠道。同时法律援助机构也应当向女大学生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维护女大学生的平等就业权利。

全国政协委员、宜垦（天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中红认为，要营造友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实现育儿成本的合理分担至关重要。她建议，应建立健全生育成本共担机制，有效促进育儿男女用人单位与家庭共担机制。“要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强化两性在家庭抚育方面的平等责任，增强产假灵活性，创造家庭共同承担养育责任的良好氛围。一方面向社会传递父亲应该同样履行育儿责任的正面信息，增加父亲承担照顾责任的比例，降低企业雇用女大学生、育龄妇女的成本，有助于促进男女就业的机会平等；另一方面也减轻女性育儿负担，有助于保护女性就业权利和促进职业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周燕芳表示，老龄化和少子化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人口问题关乎社会发展，需综合施策。建议加快建立健全家庭社会友好的政策体系：延长男性带薪育儿假并强制执行，分担女性育儿压力，缩小就业中因产假差异导致的性别歧视。大力发展普惠性托育机构，缓解双职工家庭育儿压力。逐步实现将幼儿园纳入国家义务教育范围，并加大对民办幼儿园的监管。加大财税鼓励支持力度，减轻育儿家庭的经济负担。减轻有孩家庭购房与租房的经济负担。为促进女性就业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并保证企业招聘女员工比例。提升各领域女性参与管理的能力与话语权。

（来源：《中国妇女报》）

*本文整理信息来源于《中国妇女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新华社、中新社、央视新闻、澎湃新闻等媒体。本文部分整理基于善达网发布的《为拐卖妇女案件发声！致敬这8位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