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9日至10月20日，第三届南方官话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南大学召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编辑部、西南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西南大学文学院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南昌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6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共宣读论文54篇。
会议开幕式由西南大学文学院王春玲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主编麦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副主编、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祥柏研究员，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本朝教授，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覃远雄分别致辞。麦耘研究员指出，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的官话各有特色，专门研讨南方官话具有深刻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会议共举行了三场大会报告。19日上午安排了第一、第二场，分别由西南大学文学院孙红举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熊燕副教授主持。前两场大会报告有五位专家发言。
厦门大学李如龙教授的《略议南方官话的方位词》以特征词“高头”为例，将南方官话与北方官话以及其他南方方言进行了比较，并进一步讨论“头”在南方官话的虚化之道。
南开大学曾晓渝教授以《重庆方言的“去去”连读变调》为题，讨论了重庆方言的“去去”连读变调现象，指出了重庆老城话和忠县话连读变调的区别，并强调连字调是语言的动态表现，研究中一定要予以注意。
西南大学翟时雨教授的《入声字在四川方言里的分化》对四川方言中古入声字的读音问题进行了论述，指出四川方言里的入声作为一个独立的调类，似在逐渐消失中。
暨南大学伍巍教授的《论汉语“儿”与“儿化”的历史发展脉络》结合历史文献与方言材料，梳理了汉语“儿”自中古到现代的语音发展过程，并说明现代汉语不同方言中主要的几种“儿”式小称间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刘祥柏研究员的《官话方言的元音高化不同步现象》区分了官话方言元音高化的不同类型，对不同演变过程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描写。
19日下午和20日上午，围绕语音、词汇、语法等相关议题分组讨论。小组讨论精彩纷呈，互动频繁，现场气氛活跃。
第一小组主要讨论语音方面的问题。《重庆方言单字调共时变异的再分析》（梁磊）运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2010和2018年分别两次对重庆方言单字调变异情况做了调查，研究发现其变异主要表现在阴平调和上声调上。
《汉语嗓音的南北差异与汉语声调产生的地域先后》（冉启斌）主要以历史文献佐证了汉语史上声调的产生具有地域差异性，南方先产生声调的假设。
《湘南地区官话和土话的声调接触》（李永新）通过比较永州、郴州双方言区的声调情况，考察了湘南地区官话和土话的声调接触。
《论河南方言清、次浊入声字的阴平、阳平两读》（叶祖贵）将河南方言清、次浊入声字的阴平、阳平两读分为上蔡型和固始型，并探讨了这两种类型的具体表现及成因。
《基于实验的贵州汉语方言声调地理分布特征研究》（明茂修）详细分析了贵州汉语方言声调的地理分布情况，对其调类、调值和调形格局的地理分布特征做了总结。
《四川洪雅方言单字调感知研究》（金健、施其生）通过声调感知实验对比了四川洪雅方言声调主观听感，其结论是声调的物理特征并不全然代表声调的调位特点。
《〈增补幼学须知杂字大全〉的音系特点》（贡贵训）梳理了《增补幼学须知杂字大全》一书同音字、注音字与被注字之间的关系，指出该书音系反映的是福建莆仙方言。
《湘南官话的语音演变》（曾献飞）从宏观角度介绍了湘南官话声母、韵母、声调演变的情形及原因。
《从梗摄字读音看南北官话差异和互动》（熊燕）详细考察了南北官话中的梗摄字读音并画出同言线，讨论了南北官话差异的地理分布。
《从“支微入鱼”现象论江淮官话黄孝片与赣语怀岳片的历史关系》（余鹏）比较了江淮官话黄孝片和赣语怀岳片的“支微入鱼”现象，指出其性质是白读层，进而论证了江淮官话黄孝片与赣语怀岳片的历史关系。
《从上口字看京剧中州韵与汴洛方言的关系》（段亚广）从方言角度以京剧中上口字读音为切入点，梳理出汴洛方言到京剧音韵的发展线索，即“汴洛方言—《中原音韵》—昆曲—京剧”。
《湖北方言古知庄章组合口与精组字的今读音类型、地理分布及其演变》（盛银花）系统地描写湖北境内江淮官话、西南官话、赣语毗连带知庄章与精组字声母的今读音类型、地理分布及其演变。
《河南新乡晋语的儿化与子变韵》(董一博、甘于恩)详细介绍了河南新乡晋语的儿化与子变韵情况，指出新乡晋语中的儿化与子变韵的关系较为密切，子变韵的层次较儿化更久远些。
《渝中方言到底有没有轻声》（艾红娟）根据“子”尾词、“头”尾词、“我们”“啦”的音学分析，认为重庆渝中方言没有轻声。
第二小组主要讨论方言语法方面的问题。《重庆石柱方言后置词“个”的用法》（孙红举）着重探讨了石柱方言后置词“个”的用法及性质。
《西南官话给与动词、与事介词和并列连词“跟”的来源探析》（陈伟）侧重探究了西南官话中表示给与义的动词“跟”的来源，认为给与义的“跟”由“给”音变而来。
《四川西充方言动量词“歇”》（王春玲）详尽描写了四川西充方言动量词“歇”的用法及语义特征，指出动词“歇”语法化为具有[+计时]语义特征的动量词“歇”，属于“动作动词＞时间词”的演变。
《湖南绥宁（河口）方言中的两种特殊疑问句》（李康澄）描写了湖南绥宁（河口）方言中两种与普通话不同的是非问句，即“陈述句+特殊叹词”和“陈述句+抑是”。
《四川泸州方言“得”的多功能用法及其语法化》（王怡瑶）描写了四川泸州方言“得”的用法，并进一步分析了“得”的语法化路径等。
《皖北方言的量词》（郭辉）对皖北方言的物量词、时量词、动量词、重叠量词和约量词进行了描写和例释，探究了部分量词的来源。
《湖南永顺方言动词重叠结构“V来V的”表义特征及其成因》（彭慧、陈山青）分析了湖南永顺方言动词重叠结构“V来V的”的语法作用及特点。
《泗县方言语气词“是了”情态功能及其形成》（王绍玉）从句法分布、语义特征等方面分析泗县方言语气词“是了”的情态功能、语法化路径以及“是”与“了”复合动因等。
《湖北罗田方言“VP-冇-prt”句末语气词[·mɔ/·ma]探源》（徐英）考察了湖北罗田方言“VP-冇-prt”句末语气词[·mɔ/·ma]的来源，通过共时和历时的分析，认为罗田方言的“VP[·mɔ]？”是处在虚化过程中的是非问句，“VP[·ma]？”则是成熟的是非问句。
《湘桂等地区的语言*k-类否定词》（赵敏兰）详细描写了*k-类否定词在汉语方言及民族语中的共时语音形式，并根据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的材料，探究了其来源和历史演变。
《四川金堂方言名词重叠研究》（文马虹）主要描写了四川金堂方言的名词重叠类型，并对其句法功能和语法意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
《广西荔浦方言的重叠式复合名词》（伍和忠）指出，在荔浦方言中，能够以重叠方式构成名词的成分一般是名语素，在意义上，叠前语素与叠后名词意义基本相同，比较少见叠前语素与叠后名词意义不尽相同的情况。同时，对重叠式名词表小称与不用作小称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皖北方言程度量表达形式及功能》（王琴、姜浩、时瑞云）详尽描写了皖北方言里大量的程度量表达式，全面梳理了各种表达方式的特征和功能。
《泰如方言中的两类动补结构式》（汪如东）分析了泰如方言中的“V啊C啊”和“V得C”这两类动补结构式，并结合其他方言探讨了它们的来源及用法的不同。
《广西柳州官话“啵”的用法及词义演变》（易丹）深入细致地考察了“啵”的使用环境及在不同句法结构中其语义和语气特点。
第三小组主要讨论方言语音和词汇等方面的问题。《江淮官话的语音层次及其音系性质初探》（吴波）一文，深入细致地分析讨论了江淮官话七个语音层次及其音系性质。
《试论〈唐话纂要〉的音系性质》（李宁）细致分析了《唐话纂要》与吴语、杭州音的关系，认为其音系属“吴式官音”。
《南宁市福建坡官话的语音特点》（周本良）介绍了福建坡官话的独特之处，并简要分析其不同于桂林、柳州、邕州官话的原因。
《武汉方言中古日母字演变规律及类型分析》（钱奠香）从新发现的清初武汉方言韵书《四字正音》出发，并和清末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殷德生的《汉音集字》以及民国《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等文献进行对比，探讨清初以来武汉方言中古日母字的演变规律及类型特点。
《湖北孝感方言去分阴阳例外字研究》（杨秋玲）以孝感市小河镇方言为例，根据孝感方言去分阴阳的现象发生的新变化，讨论去声在孝感方言中的演变。
《崖州地区汉语方言舌齿音声母的读音层次与演变》（刘春陶）借鉴历史语言学“空格”和“链移”理论，指出崖州地区各方言间看来近似的音值实则属于不同层次。
《崖城、八所军话的“变韵”现象》（丘学强）认为崖城和八所军话的阳平字和入声字有某些相似之处，故崖城和八所军话产生了同一个字在不同的位置上韵母有所不同（变韵）的现象。
《官话方言中的“没蛇弄”》（张辉）从明清《歧路灯》等文献说明“没蛇弄”的由来及意义，对比了官话方言中的“蛇”与“啥”和“没蛇弄”与“没啥用”。
《云南腾冲方言亲属称谓女称男化问题研究》（明黎娟）主要分析了腾冲方言亲属称谓女称男化的使用、同音冲突问题及对策、女称男化的内涵等。
《贵州喇叭苗人话的形成及分化——以晴隆县长流喇叭苗人话为例》（吴伟军）以贵州晴隆县长流喇叭苗人话为例，通过史料追索、家谱和族谱考察、方言特点分析，探讨了喇叭苗人话的形成和分化。
《广西“兴全灌方言”问题讨论》（覃远雄）讨论了广西“兴全灌方言”的性质问题，介绍了“湘语说”和“西南官话说”各自的主要依据，指出着眼点不同，定性不同。
《湖南新田官话本字考及其与当地土话的关系》（谢奇勇）指出“新田官话”属于西南官话“湘南片”，其词汇有一些其他西南官话没有的特点。部分本字的来源说明这些特点是当地土话影响的结果。
《云南集市地名特征及其语言文化内涵初探》（牟成刚）介绍了云南集市地名类别和主要特征，以及云南集市地名的源起及内涵。
《湘西乡话的地域差异》（瞿建慧）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说明了湘西乡话的地域差异，认为湘西乡话地域差异除了是自身演变方向不同、快慢不一造成之外，地理环境和语言环境也是不可忽视的外在因素，特别是湘西客话的影响。
20日下午举行了第三场大会报告，由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谢奇勇教授主持，有六位专家发言，依次为：
黄冈师范学院陈淑梅教授《英山方言小称与主观小量》讨论了湖北英山方言小称表示法、小称标记的对立、小称与主观小量等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麦耘研究员《止摄开口知照组不同表现在古官话方言中的ABA分布》：止摄知照组《中原音韵》/现代洛阳型与《蒙古字韵》型的区别，是中原汉语在知组塞擦化之前，多走了照三洪音化一步，宋元北地汉语则少了这一步；南方官话与北地汉语同，故形成与《蒙古字韵》同型的现代南京型，造成“北—中—南”ABA分布。
兰州城市学院莫超教授《甘肃境内的西南官话》：按照“入声归阳平”“四声框架”和“其他语音条件”三个标准综合判断，甘肃文县碧口镇和两当县广金、泰山、武都县枫相三个乡都属西南官话。
江苏师范大学苏晓青教授《江苏北部方言交界地区地理语言学研究概要》：选取十九项字音进行对比，以此反映出江苏北部方言交界地区的语音差异，并列举了若干图例，说明调查研究的初步结果。
江苏师范大学汪化云教授《黄梅方言的中远指代词‘i5’》：认为黄梅方言的“i5”是中远指代词，与古汉语的旁指代词“异”语法功能相近，语音对应，意向图示相似。“i5”来自古汉语的“异”，明初由江西移民带入。
华东师范大学郑伟教授《元明戏曲理论与南方官话》：通过勾稽和解读元明以来的南、北曲论文献，可以看到元明以来南方标准音与“吴中土音”之间、北方标准音（以汴洛官话为代表）与南方标准音（以临安官话为代表）之间的分野。临安官话是北来的汴洛官话与土著吴语融合的结果，作为标准音的南方变体，它对宋元以后长江下游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吴、徽、江淮方言的影响至为重要。
20日下午举行大会闭幕式，由暨南大学甘于恩教授主持，麦耘研究员做大会总结。麦耘研究员指出，本次研讨会文章主题包括对现状的描写和对历史的研究两个方面，多数论文聚焦于方言语音方面。对方言语音的研究不仅运用了传统的方法，更用到了实验语音学的新理论、新工具，这有助于开拓方言语音研究的思路。麦耘研究员还对与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表示了充分的肯定，也期望方言研究者们继续深入调查研究，挖掘出更多的事实，总结出更好的理论。
在自由发言环节，西南大学文学院翟时雨教授回顾了方言研究的历史，指出田野调查在方言研究中的重要性，并衷心祝愿方言研究的前景越来越好。厦门大学李如龙教授强调了研究语言历史的重要性，不了解语言的历史，就无法真正了解一门语言。方言研究要打开思路，落到实处，一定要致力于汉语方言的理论建设。南开大学曾晓渝教授谈及方言研究的传承精神，期望后代学者继续发扬光大，脚踏实地进行深入研究。
覃远雄教授致闭幕辞，他高度赞扬了与会学者敬业的精神与严谨的研究态度，期望中青年学者传承老一辈的钻研精神，继续为汉语方言的研究做出贡献，并代表大会向会议承办方西南大学文学院的领导和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