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文化自信，作出许多深刻阐述，例如：“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有我们今天的成功道路”；“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由此，对于我们中华文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就需要进行一下系统性考察与分析了。然而通过考察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则既包含劳动创造的思想内容，也包含其西方理论形态，我们对其继承的原则是否也需要“去芜存菁”，究竟应该是照抄照搬，还是需要以继承其思想内容为主，而对其西方理论形态则进行我们的本土化理论改造，这也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
在我国学术理论界，既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它们两者既存在着共性，也存在着个性，前者笼同性或一般性较强，而后者则特殊性色彩较为浓重一些。而在具体的运用中，中国化与本土化之间也存在着一种递进关系，我们在研讨中主要侧重于后者，也进行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尝试，并取得了一些实际效果，其在振兴我们中华文明和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博弈中，也算多少尽了点绵薄之力。
然而在本文起草的过程中，虽然想尽量照顾到方方面面，但感觉其仍然难以说服自己，最终仍然不得不对那些先入为主的资料运用“颠倒颠”思维重新思考线索，不得不再次返回到我们中华本土理论的重建课题上来，所以也不得不对所积累的素材再次进行改写。而前面几篇也都曾经历过这种改写过程，有的甚至几易其稿，其说明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课题的研究中，首先需要解决我们本土理论存在与否的必要性及其存在形态问题，否则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就会在理论上无所依归而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论。
统观我们中华本土理论的重建工程（如下面附表所示），其属于我们中华文明复兴的实质性载体，也属于其当务之急，它不但能够复垦我们古老理论被“撂荒”已久的本根及其基本矛盾（绝对运动），而且能够带动全盘，从而一举扭转我国学术理论界2000多年来的空谈学风，同时它也能为世界学界开务实风气之先河，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补充完善其软件的更合理配置。
在续谈这个问题之前，请允许我们的坦率和直言不讳，否则便难以将问题谈深谈透，也难以为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与文化建设提供另一种参考。在尝试马列本土化的过程中，自然会列举出其西方理论模式的一些缺欠与不足，尽管曾考虑到这篇稿子有可能会因此而发不出来，那就不妨留作一种资料，等将来再做参考吧。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也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其必然会从中华文明的大本大源上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由此才能保障其枯木逢春，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前面几篇之所以不得不返回到我们中华文明本土理论课题上来，其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它属于我们梳理并思考一系列问题的本根和总纲。这样说并非哗众取宠，而是事实，但其可能被认为政治性太强而被诟病，然而不管是我们古老的《易经》、《道德经》、唯气论（气一元论）和中医药学，也不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本土化，甚或是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与文化建设，其都与这个本根性的最基本问题相关，并且也只有从这种历史的长焦镜头中才能将一些现实问题进一步梳理清楚。
通过下面所附“太极图现代化解读表”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本土理论的最关键内容为其本根及其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其既属于我们中华“大统一理论”最为鲜明的特征，也属于中华文明虽历经沧桑，饱受磨难，却始终能够绵延不绝，历久弥新的根本原因，在古今中外所有理论体系中，它代表着一种无与伦比的理论深度，也代表着其它任何理论都难以企及的理论高度。
请注意本文标题用的是“续谈”，说明其是在前面《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重大意义》和《试谈中华本根论的构建模式（修改稿）》基础上而“续谈”，尤其是在接续后者“我国理论中‘撂荒之地’的复垦有助于拨乱反正”一节中的第一自然段：“通过以上考究很显然反映出，我国古代宇宙学理论中所固有的本根及其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其属于我们中华文明的根据地或大本营，但在近现代发展中却由于深受西学东渐影响（主要为哲学），反而在反封建中将我们文明理论的本根及其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连同洗澡水一起给泼掉了’，使其沦为了一片‘撂荒之地’，从而导致我们中华文化和思想理论出现了严重的西化现象。”
根据对近现代科学考察和下面所附“太极图现代化解读表”所示，所谈这片“撂荒之地”的复垦不但属于我们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关键，而且也属于突破世界科学发展制约的关键瓶颈（目前物理学对暗物质与暗能量以及宇宙膨胀已无力解释），由此，我们中华本土理论的重建不但事关我们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全盘，而且也事关世界科学发展的全局，所以，我们中华本土理论的重建势在必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和世界科学的发展都在推动着我们不得不毅然决然地迈出这关键性的一步。
有关我们本土理论重建这一问题前面两文已谈了很多，其基本内容可参见前面两文和下面所附“太极图现代化解读表”，在此不予重复。
根据网络反应，有的西洋派学者以维护马列为名，企图阻止我们中华本土理论的重建，然而马列的基础理论属于唯物论，而我们中华的本土理论则属于唯气论，其正在被近现代宇宙学和新冠疫情阻击战中大显身手的中医药学所证明，所以，马列基础理论只有升华为唯气论，并与我们中华本土理论相结合才能够获得其生命力，并助推其进一步向前发展。
我们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既要从高处着眼，又要从实处入手，首先需要从一些基本概念上与西方统一起来，不然就难以统一共识，下面我们就先从一些基本概念的辨析谈起。
在我们现在的政治术语中，经常会运用到“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这事实上属于一种西学概念，然而运用我们的中华思维进行梳理，其实质上就相当于我们所称的“文化”，所以为了中西方文化沟通和梳理的便利起见，在此就先对这些基础性概念进行一下基本的辨析。
在前面《中华新文化正在升华为一种新文明》一文中，曾对文明与文化概念进行过辨析，现将其转贴过来供大家参考：
1、文明。其属于经学或“道”的范畴，属于人类对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基本认知，主要用以反映其本根及其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
2、文化。其属于纬学或“术”的范畴，属于文明之“化”，即文明的社会化，主要用以反映宇宙和人类社会的特殊矛盾与相对运动，而其实质上也属于一种经纬交织的产物。
对于我们中华文明与文化的这种区别与联系，已将其反映在下面的“太极图现代化解读表”中，它们属于我们中华文明史梳理中一种最基本的概念，与西方将其两者混为一谈具有着严格的区别。
3、意识形态。其属于西方哲学词汇，与我们中国的“文化”基本相当，请参考网络资料介绍：
意识形态（百度百科）：哲学范畴词汇，是指一种观念的集合。也可以理解为对事物的理解、认知，它是一种对事物的感观思想，它是观念、观点、概念、思想、价值观等要素的总和。
意识形态不是人脑中固有的，而是源于社会存在。人的意识形态受思维能力、环境、信息（教育、宣传）、价值取向等因素影响。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同一种事物的理解、认知也不同。
由于西方哲学基本的思维方式属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惯常于将事物集中于平面几何的三维时空中予以思考，所以其也就惯常于将我国那种经纬学混合于三维时空中思考问题，由此也就一直将文明与文化混为一谈，并通过“意识形态”体现出来。而“意识形态”自身也已经充分说明，它只是属于一种“意识”，并非事实的本身，其中渗透着唯心论因素的或然率难以排除。
例如其所谓的“政治经济学”，其基本就是在历史的三维时空中主谈资本主义社会，在我们中华文明概念中基本就属于我们中华经纬学的“纬学”范畴，其实质上也就基本属于我们所称的“文化”范围。由于我国近现代以来一直在贯彻西方教育，所以其对我们中华文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试看在我国的政治术语和教学中，基本就是局限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种横向比较的问题，并且卡在这种三维时空中纠缠不清，致使其难以深入到中西方文明更深层的经纬学梳理。当然，这种横向比较也是必要并且必须的，但只有从其经学的纵向上才能深刻参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和联系，也只有如此才能深挖出中西方文明无神论与有神论的渊源，从而进一步厘清其文明进化的历史根脉。
由此，对于西方哲学的“意识形态”概念运用我们中华的“颠倒颠”思维梳理一下，其与我国的“文化”概念基本相当，属于我们中华文明纵向运动中的一个横截面，并且与我们常说的“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也很是一致，这样既便于中西方文明的相融相通，也便于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问题进行梳理。
通过考察发现，古今中外，从没有一种理论是十全十美的，所以，任何理论都不能看成是至高无上，更不能将其当作宗教而无限崇拜。
上面已明确西方哲学其历史运动发展的经纬不分，在其本土化过程中我们需要予以扬弃，虽然马恩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但其对人类整部文明史的涵盖仍有欠完整，与我们中华系统论中的经学仍有些差距，仍需要我们中华理论与思维帮助其予以进一步系统完善。
根据我们中华系统论原理，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过程中需要将其西方理论范式转化为我们的中华模式，而在其转化过程中，也必然会对其西方理论存在着一个（批判性）继承、改造与扬弃的基本程序，必然会遇到以下几方面问题：
1、马列原理的本根需要深入挖掘。这属于马列原理深入发展最关键也是最根本性的一步，它既属于马列原理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其转化为我们中华本根系统论过程中向其提出的最本质性要求，同时也是其统合并改造我国古代道儒释人文科学的最基本依据。而在古今中外文明史上，也只有马恩的人类起源研究成果才符合这一非常严苛的入选条件（其它理论都被0给踢出局了）。
2、马列的“意识形态”需要转化为我们的中华文化。根据以上梳理，马列理论阐述中的“意识形态”需要转化为我们中华文化表述方式，这属于将其这种“文化”与人类文明整部历史贯通的基本步骤，也属于其与我们中华经纬学相结合的基本程序，不然仍然会各说各话，难以统一。而伴随着其“意识形态”的这一转化，其有些相应的概念也会跟着转化。
3、马列“哲学”需要扬弃。由于我们中华文明的早熟和超前发展，所以在我们的传统理论中从没有西方哲学的任何位置，由此其这种西方理论形态属于我们不得不予以扬弃的内容，但对于其有些合理成分，可在其转化为我们特殊矛盾过程中予以选择性消化吸收。
4、马列“历史唯物主义”需要升华为我们中华人类学之经学。伴随着马列原理的本根被挖掘出来，其事实上就已经开始步入我们中华本根系统论构建模式了，所以其“历史唯物主义”也就在贯通整部人类进化史基础上转化为我们中华人类学之经学，并以其为基础将我国的道儒释人文科学统合为一体。
伴随着马恩“历史唯物主义”已转化为我们中华人类学之经学，其实质上已成为我们中华系统论的组成部分，但由于我国学界一直热衷于马列称谓，所以有时也将其称为“马恩人类学”，其实质内容是一致的，只是其称谓不同而已。
5、马列“唯物论”需要升华为我们中华唯气论（能理学）。马列理论属于唯物论，而其研究范围主要在于人类社会，其对宇宙学的研究显然承袭于西方的物理学，与其对人类学钻研的深度不太匹配。而根据科学的发展趋势，西方的唯物论下一步将向着我国的唯气论方向发展，从而步入我们中华文明的发展轨道，所以马列的唯物论也需要转化为我们中华的唯气论（能理学）构建模式，这也是其本土化的最基本要求。
马列本本中所存在的这些问题都属于非常明确的事实，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文过饰非，否则就要犯教条主义错误，并会阻碍人类历史的继续发展，而在我国革命与建设中由“本本主义”所带来的危害并造成的重大损失都历历在目，也都触目惊心，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过程中，对其西方理论形态及其在历史进程中所处发展阶段的过滤也属于一项基础性工程。
通过下面所附“太极图现代化解读表”可以看出，中西方理论体系存在着根本性不同，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中必然需要克服“本本主义”，也必然会经过一番激烈的论争，由此才能够披荆斩棘破浪前行，现在就将我们在微信群中的一段激辩实况摘录如下供大家参考：
“现在有些学者不但不努力践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而是在遵行本本主义推行中华文明西方化，居然还在鼓捣什么‘中华哲学’，这种思维在我们中华文明伟大复兴运程中形成了一股逆流，甚至照抄照搬‘本本’而乱舞棍子，飞扬跋扈，对此不得不予以警惕，以免让其带歪了节奏和方向。”
“试问：你们可深入研究过我们中华本土理论？它究竟是什么？如果不懂这一基本问题，就没有资格谈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更没有资格谈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再试问：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本根以及其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究竟是什么？在我们中华文明理论体系中，从哪里能找出什么‘中华哲学’的身影？你们非要给我们中华文明上方安上个什么‘中华哲学’用以控制我们的思维，这不是在篡改我们中华文明究竟是什么？其不是中华文明的叛逆或不肖子孙又是什么？”
“给我们中华文明上方安上个‘中华哲学’来当婆婆，你们究竟要意欲何为？！是不是要拉我们中华文明开历史倒车，并中断我们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你们可敢于负起这个历史责任？！”
“我们中华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它曾消化吸收过多种多样的不同文明，现在又到了其一个关键性的历史当口，所以，作为我们中华子孙，需要保持历史清醒，绝不可犯糊涂！”
在网络研讨中，围绕中华本土理论的重建，或我们中国特色“三体”的重构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问题曾展开过激烈论辩，目前这种论辩仍然在或明或暗地进行中，希望以上梳理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实事求是地讲，与西方哲学之辩，其实质隶属于与西方文化霸权之战，这事关我们中华文明的生死存亡，决不可等闲视之，但由于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纠缠在一起，无形中增加了其复杂性，这就更需要我们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也更需要将马克思主义根据“去芜存菁”原则予以本土化，而通过这种本土化，以吸收其劳动创造之精华，并扬弃其西方哲学理论之糟粕的目的。
自己目前所在的微信群主要属于“大道中华明道研讨团”，与众群友一起所参与的中华本土理论研讨和与西方文明理论的论辩主要就发生在这里。在前面几文中曾提到有位“陪练”，他属于一位基督徒，由于其对中西方文明理论都具有着较深的造诣，所以在激辩中一直在推动着我们研讨的不断深入，经过长期的努力，在众群友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研讨最终取得了双方都满意的实际效果。
2021.7.20日，微信群中发布了一篇《【大道中华】许海宏：中华文化嫌弃“是非”的背后，是深藏着一种“可与非”思维》，不管许海宏先生所运用的着眼点及其分析方法如何，但这位基督徒最终得出了下面这样的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的道观思维模式，将最终完成对西方文化再塑，中华道观文化有能力完成对《圣经》的形而上的认识和精意的解读，这是由中华道观的形而上的思维模式决定的，以纠正现有西方基督教宗教神学上的偏差，建立起人类正确的天道信仰，并且引领世界迈向更高更远更和谐的大同世界的理想目标。
形而上的道观思维为主导的中正、合一的天道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所在。”
许海宏先生在发布这篇文章之前，他已经有2个多月没发言了（大概是从那篇拙作《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重大意义》发布之后，其中还曾引用过我们辩论的内容），在这2个多月的沉默中，说明他曾经历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从其所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道观思维模式”来看，主要就是我们中华理论的“本根及其基本矛盾（绝对运动）”发挥了作用，这也正是我们中华传统理论中那片被“撂荒之地”的复垦问题，由此可见其对西方文明改造的关键性作用。
自己对许海宏先生的这种转变非常重视，因为其属于中西方文明之争的“战场实况”，它不同于我国专家教授们那种不疼不痒的说教，而是“一线战场真刀真枪的实战”反应，具有着更加现实的说服力。
参与并跟踪这场中华本土理论与西方基督教理论激辩的群友都应该了解，这位“陪练”的西方理论思维曾非常顽固，并且也非常自信，曾一度相信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最终一定能够统一我们的中华文明（有的群友对其这种顽固性甚至产生过失望情绪），其不是可以随便屈从的，但由于我们具有着中华文明的充分自信，通过数轮的激辩最终改变了他对中西方文明和文化的深度认知，使我们都甚感欣慰。
实话实说，回顾几年来的网络辩论，虽曾遇到过各种各样的理论（含多种哲学），也曾遇到过各种各样的辩手，但这次所遇到的辩手则是最强大并最能辩的，他不但深通中西方多种理论与学说，而且也深通马克思主义，并且其造诣都颇深，也很善于钻研，令自己对其的才华很是敬佩，不得不对自己连打带闹的习性有所收敛（一般都经不住连打带闹的三拳两脚），并与其进行深入细致的交流，下面所附“太极图现代化解读表”中的有些内容就是通过这种交流并经过多角度验证后确定下来的，不然难以经得住他的考问，更瞒不过他的眼睛，稍有破绽都会被其发觉利用并实施反攻。但他也有个好处，由于其理论功底深厚，一般不会太过胡搅蛮缠，死缠烂打，还是能够比较正视事实并实事求是一些。
回想起来，我们民科虽然才疏学浅，但这次众群友一起与西方理论的“战地对决”则属于真情实景，藏不住任何的自拉自唱，需要“真刀真枪的博弈与拼杀”，其战况不容许半点自吹自擂，尤其是我们中华宇宙学和马恩人类学之本根及其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的有效运用，其具有核武器般神奇的实际效果和威力，这都属于有根有据的实锤性结论，由不得任何狡辩，更由不得任何强词夺理，其对西方文明及其所谓的“信仰”具有着无可辩驳的颠覆性和杀伤力，并会有力助推我们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在此也特别提请大家注意，本文之所以先“续谈中华本土理论的重建”课题，是因为它基本属于一种纯理论式的探讨，其不但能够提纲挈领，而且也会冲淡许多政治性很强而又避无可避的敏感性问题，那本不属于我们民科愿意染指的范围。
从纯理论角度而言，在我国远古时期，其文明的开端应该说是很好的，基本属于无神论，这在《易经》、《道德经》、气一元论和中医药学中都非常明确地反映着这一特征，它代表着我们中华文明的主流，很值得继承与发扬。然而在我国的政治理论中，则一直也存在着“天子”说，并号称“受命于天”，到汉朝甚至发展为“天人感应”，明确提出“君权神授”之论，从而在我国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严重助长了学术理论界有违“天道”的空谈之风，致使后来演变成了外族、八国联军和日本的连续入侵，使我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
由于政治理论的强势，我国的自然科学也就被挤兑为末位，严重影响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最终导致大幅度落后于西方。而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则是我们尤为擅长的基础理论研究越来越淡出我们中华文明这方热土，导致其沦为了一片“撂荒之地”，并杂草丛生，野蛮生长。
自推翻封建统治以来，虽然扬弃了“君权神授”建立了共和，但却由于我们本土理论的长期缺位，又自觉与不自觉地引入了西方的神哲科理论体系，自此便由西方的“思维科学”统治着我们国人的思维，导致我国学术理论界越来越严重地沦为了西方文化的殖民地。
自中共建党以来，在理论指导中我们内部也一直存在着本土派与西洋派之争，这就引出了我们下面所要研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本土化这一课题，并为其提供了一种与目前学术理论界视野不一样的时代背景，它也许会有助于我们国人进一步克服本本主义，从而产生更多的共识。
根据网络研讨中所观察到的情况分析，现在许多学者的基本观点仍然与我国近现代社会革命一样，依然是继续在文明与文化领域从事着我们还没有完成的“反帝反封建”任务（反帝、反西方文化霸权与反西方理论混在一起），由此也说明，我国近现代以来的“反帝反封建”历史使命还远没有结束，仍然任重而道远，仍需要继续革命。
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研讨中，我国学术理论内部的封建残余和西方哲学思维都对其产生了严重的束缚作用，然而由于我们中华本土理论重建的尝试，它为我国的理论研讨增加了新的变数，并且对理论变革产生了深刻影响，本节就这一问题尝试着谈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本土化课题的研究中，首先需要摆正我们中华本土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
上面已经谈到，在我们中华历史中，由于重重迷雾作祟，导致我们国人对自己正宗的本土理论有欠深入领悟，使其蒙上了厚厚的封建尘埃，甚至导致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而脱离“易、道、气”理论轨道而产生了诸多以种种政治理念为主的空谈之论，严重影响着我们正宗理论的继承与发扬，这一问题也同样严重影响着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由于前面两文中曾连续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课题，按照我们中华本根系统论构建模式，根据近现代科学发展，首先需要将理论划分为宇宙学和人类学，并找出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本根，继而理出其基本矛盾（绝对运动）与特殊矛盾（相对运动），然后再将西方“政治经济学”解构重组为我们的经济学与人文科学等，这都属于其一整套必要的基本程序，也都属于超出目前教科书本本的一些内容，不是仅凭本本和一腔热血就可以随便无视的。所以按照正常逻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首先应该明确我们的本土理论究竟是什么，其又在何方，这是必须要搞清楚的一个最基本问题，如果娶媳妇不知自己家在何方，又没有自己的婚房，其“媳妇”将要娶往哪里，这是一下就会被问住的一个现实问题，并会出现“无的放矢”的尴尬窘境，由此就在前文基础上，继续再提出一些问题供大家思考，比如：
1、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中，我们究竟是应该遵循“中体西用”原则，还是应该遵循“西体中用”原则？“中体”究竟指的又是什么？若没有“中体”谈何“中体西用”？
2、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究竟应该怎样“化”，并将其“化”成什么，其理论形态究竟怎样表达？
3、我们究竟是要将马克思主义予以中国化，还是要将我们中华理论予以马克思主义化（即西方哲学化）？它们两者相互之间究竟应该以谁为主，又以谁为辅？究竟应该由谁来消化吸收谁？又该怎样消化吸收？
4、其所“化”的理论统合为一体后，究竟应该是将其划归我们中华文明，还是划归马克思主义？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得不对其予以深入思考并进行通盘考虑，最好能够找到一种载体予以一揽子解决，不然就难以摆脱“哲学老爷化”，更难以实现其“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有关我们本土理论的正宗性问题，它事实上从春秋时期老子的《道德经》、战国时期庄子的“气一元论”和《黄帝内经》等之后，由于政治理论中“君权神授”唯心论的逐步走强，我们中华本土理论所赖以生存的大本营就在逐步被荒芜成一片“撂荒之地”，发展到汉代更是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局面，虽然其也曾“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但基本是由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理论占据了上风，而自然科学理论则被逐渐边缘化而有失“天道”，由此而出现了“天道”与“人道”不相一致的走向，这属于我们中华文明史上不得不承认的一种基本事实，其封建遗毒对我们现在仍然贻害无穷，大量无根无据的空谈之论依然充斥着我们的理论园地，严重影响着我们本土理论的研究与传承。
基础理论居于理论研究的深层，它不是可以随随便便就能够深入下去的，需要进行长期的基础知识和理论积累，也需要众多学者的共同推动，但由于其涉及宇宙和人类的本根（本原）及其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并与“君权神授”在本根上存在着冲突，于是更加剧了其被边缘化的厄运，而且其这种边缘化还被传承而延续了下来，直至现在都没能得以翻身，其大本营仍然属于一片被“撂荒之地”，我们中华文明理论事实上仍然是在这片“撂荒之地”的外围流浪，难以返本归根，甚至出现了“捧着金碗要饭吃”的窘境，它在我们的教科书中甚至已没有半点立锥之地，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这实在是让我们这种气质非凡而又高雅的古老文明脸面无存，并倍感屈辱。
通过上面对我们中华文明史的粗略梳理说明，我们中华本土理论中这片“撂荒之地”并非近现代才发生的，而是由来已久，造成其被“撂荒”的主要原因是人为的，主要是封建统治者和一帮御用文人为巩固其封建统治而杜撰出的“受命于天，君权神授”政治理论所致，致使我国的科学发展严重受阻，并成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后来出现的外族和八国联军入侵并导致我们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社会等也与此深度相关，由此而导致我国历史上的民主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而风起云涌，席卷一切，最终发展为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
而历史发展到近现代，随着中共的成立并经过艰难的探索与抗争，在社会革命与建设付出了沉痛的历史代价后，我们古老文明的这片“撂荒之地”才开始逐渐得以慢慢复垦，不过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从社会科学入手的，并在建国后慢慢带动全盘，所以对这一过程也需要进行一下粗略地梳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实践中的本土派与西洋派，这是根据其本土化命题而划分的两大派别，其形式以务实的稳健风格与激进的照抄照搬风格表现出来，而照抄照搬事实上也就是我们所一直反对的“本本主义”，而“本本主义”实质上与我国历史上的“君权神授”并无二致。
总体来讲，马克思主义本土派与西洋派属于内部派别，不属于敌对性质，其区别主要在于是“唯实还是唯书”的问题。
在我们的党史中反映得很明确，从建党开始，除外部对敌斗争外，我们党也一直是在与本本主义做内部斗争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条路走得异常凶险和艰难，比如1921年建党后，直至1935年在付出了一系列惨重代价并差一点亡党亡军后，才被迫转向了“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从而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并改变了我们中华历史的走向。然而这种探索是接续发展并逐步深入的，其也存在着一个由点及面的量变而接续发展的过程，并且脉络清晰，轮廓鲜明。
1、毛泽东。他并不迷信书本，而是既读有字之书，也读无字之书，尤其注重后者，要不是以他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我们的国情进行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中国革命不可能取得成功，也不可能战胜国内外敌人而建立新中国。
2、邓小平。他通过对我们国情的长期观察，并在总结我国革命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紧紧抓住马列解放并发展社会生产力思想精髓，更加果决地反对本本主义，不然不会产生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3、习近平。他也同样是反对本本主义，而且“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强调“要传播好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本宣科、寻章摘句，要大众化、通俗化”，也力主将其与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开创了其本土化发展的新境界，并将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紧密地联系为一体。
而其“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很有深意，含有理论创新的深刻内涵，这是需要我们在研讨中予以深刻领悟的。尤其是在前言中一开始所引用的他那些讲话，其所倡导的“文化自信”，更是摆正了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关系，为我们研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问题已基本定了调子，并确定了其发展方向。
在上面所讲我们民间不愿太多地染指政治，但又避无可避，所指就是这些问题，因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发展中脉络特别清晰，轮廓也特别鲜明，而又特别敏感，所以只能斗胆这样简略地梳理一下，算是抛砖引玉吧，也许会引出一些高论，并将其梳理得更加清楚。
这同样也属于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话题，因为其关涉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定性分析，但这一问题仅限于理论领域，而在社会实践中，我们党早就在根据实事求是原则对其予以具体的运用，由此说明，我国理论的发展总是落后于社会运动的实际，这属于我国学术理论界近现代以来一种普遍性的客观反映，也透射着我国曾被迫不得不放下病态理论的历史包袱，并重新进行理论探索的艰难历程。
就纯粹理论领域而言，由于前文和上面对中华理论“撂荒之地”的复垦，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出现了主场与客场的区别，其判别依据在于我们中华本土理论是否复位的问题。由此也说明，我国的革命与建设，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终仍然不得不聚焦于我们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虽然我们的本土理论思维在我们头脑中暗暗发挥着作用，但也很显然，直至目前为止，我们的本土理论仍没有明确复位，教科书仍然是在以教授西方哲学为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是在一种客场中运行，虽然我们目前正在力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并且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其仍属于量变的范围，还没能产生质变，我们的中华本土理论教育仍然缺位，人们的思维也仍然没能摆脱西方哲学的深刻影响，我们中华本土理论的主场地位（如“三体”）还没能建立起来，这也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事实。
在这个问题上，明确反映着本土派与西洋派之间的矛盾，我们党和基层老百姓显然属于本土派，而学术理论界则明显属于西洋派（前文所提《姚文》等已开始出现转变），或通过照抄照搬的本本主义（≈“君权神授”）为西方哲学所役使，努力在维护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场地位。
这种客场的危害是巨大的，虽然那些学者们对此并不是有意为之，但它却在深刻改变着我们的本土理论与中华文明，并且导致其严重的西化，对我们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发挥着很坏的负面作用（对此也只能点到为止）。
在此有一点也需要注明一下，在这篇初稿广泛征求意见的网络讨论中，使得一些西洋派学者产生了“如丧考妣”之态，这也充分说明，我们中华文明那片“撂荒之地”的复垦和本土理论的复建，直接戳中了西方文化霸权的要害，他们除了在“本本”上躺平，并继续据其搬弄是非之外，其已经无计可施。
这里就涉及到前言中所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本土化的区别了，其前者实质上主要体现为量变，而后者则应该属于在量变基础上将要产生的质变。
这个阶段事实上早已开始，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在大力发展生产力保障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在摸索创建我们具有中国特色自己的理论体系，目前其正在不断地向前推进中。
根据以上梳理，从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到邓小平在深刻把控马列“解放并发展社会生产力”思想精髓，干脆抛开本本和教条主义，直接“摸着石头过河”，再到习近平大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中贯穿着一条非常清晰的线索和轮廓，其趋势也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精髓的掌握越来越精准，并将其越来越深入地导入我们的中华文明之中，从而使我们的主场地位在逐步复归。但如果现在说我们中华本土理论已经复位还为时过早，虽然已经出现了这种探讨和趋势，但其距离在我国形成共识还并非事实，还需要我们学术理论界继续深入研讨并不断推进，并最终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形式而确定下来，这样才能牢固地确立我们中华文明及其本土理论的主场权利和地位。
而这一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意义非常重大，其属于我们科学文化的一种整体性跃迁，它不但会推动我们中华文明跃上一个崭新的台阶，而且也会带动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从而实现马恩列斯毛邓等领袖们解放全人类的历史宏愿。
统观我们中华本土理论的重建工程（如下面附表所示），其属于我们中华文明复兴的实质性载体，也属于其当务之急，它不但能够复垦我们古老理论被“撂荒”已久的本根及其基本矛盾（绝对运动），而且能够带动全盘，从而一举扭转我国学术理论界2000多年来的空谈学风，同时它也能为世界学界开务实风气之先河，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补充完善其软件的更合理配置。
以上所述由于才疏学浅，有些见解不一定深刻和全面，若有不妥，欢迎大家给予批评指正。
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