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瑾宜 汪少华｜中国特色话语英译的认知等效探讨

国家话语（national discourse）是个人或机构为服务国家利益而从事的口笔头语言行为。这些语言行为不仅是国家话语权利实施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一种国家传播行为，其目的为传播国家信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等。中国特色话语即为我国国家话语的具体体现，就历史演进维度而言，中国特色话语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文化产物，亦是近代中西文化会通所衍生出来的思想文化符号，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成为最具核心价值的当代国家话语。中国特色话语融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主义文化，揆古察今，守正创新，包含丰富的中国思想、中国智慧、中国知识。其文本体裁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演讲、答记者问、重要论述、座谈讲话，以及政府工作报告、白皮书等。相关英译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国情、内政方针、外交政策的主流渠道，是对外自塑党和政府以及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为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提供了宣介内容和语言载体，亦关乎我国国家话语能力建设的国际化定位和价值取向。

在世界格局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已然平视世界，拥有了清晰的自我认知和客观的他者认知，与世界交往的心态更加理性成熟。尽管中国经济复苏和抗疫成就显著，但对外传播“声音比较小”“有理说不出”“说出传不开”等结构性话语困境难以化解，且渐增了“传开叫不响”“叫响难取信”等新问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逆差”依然存在。由此，中国特色话语的对外传播承担了扭转、消解、破除“认知逆差”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这对其英译提出了新要求：认知等效。

奈达的“等效”论（Equivalent Effect）对中国特色话语的英译研究影响深远。新世纪后，国内学者借鉴“等效”论并反思其局限，结合国际关系学、外交学、传播学等视角，提出了“政治等效”及相关复合式翻译框架，复合性条件包括“审美再现”“意象再现”等，以此作为中国特色外交修辞英译的评价标准。后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认知趋同”“评价等效”等翻译原则，但业界亦有意见认为“政治等效”在实践操作上难以实现，应在把握差异性的前提下寻找相似性。

“等效”论及以上相关复合式翻译原则，均将关注点从比较原文与译文转移到比较两个交际过程，分析相对流于外部因素，大多聚焦语义和风格，研究重心尚未深入探析认知层面，且研究对象多为外交话语。刘正光对比汉英语法构式，指出认知对等体现了语言的本质特征和认知的基本规律，是翻译行为的逻辑起点。该研究只涉及语法，尚未提出有针对性的中国特色话语英译的具体策略。认知语言学促进了翻译研究的译者中心转向，所提供的翻译理论模式应运用于实证研究。鉴于此，本文融通认知视角与“等效”论，提出“认知等效”（Cognitive Equivalence）概念，这一概念适用于包括外交话语在内的中国特色话语英译实践，可据此探讨具体的英译策略，丰富中国特色话语英译的理论研究。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加深，纯粹的语言转换已不再是翻译实践面临的首要问题。事实上，国内外译者对中国特色文化的误译确已成为中外交流中的主要障碍之一。就英译而言，国外媒体在涉华报道中通常出现一些误译、乱译，甚至恶译；国内学者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也或多或少地出现过漏译、赘译或误译。究其根源，国外媒体或因“认知逆差”对中国文化缺乏深度认知，或因意识形态差异蓄意运用西方的认知颠覆源语表征的认知；国内部分译文不理想的原因在于译者仅仅停留在语言层面，未能深入思维层面，导致译文未能充分呈现源语表征的认知。简言之，译者缺乏认知等效的意识。

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认知行为，认知维度是翻译活动不可忽视的内在维度。若译文达到了认知等效，不仅可以从概念、寓意、情感等层面实现全方位、真正意义上的忠实于原文，更能够有效助力跨文化传播，向译文受众精准立体地传递原文各个层面的信息，从而让世界真正听懂中国声音、了解中国故事、体悟中国智慧。

认知等效是指在汉英互译过程中，译文应再现与原文相似或对等的认知结构，如概念、深层架构、隐喻寓意、词语的感情色彩，让译文受众获得与原文受众相似的认知效果。认知翻译学秉持的认知观是涉身的且与情感相关。该学科将人类认知置于因果链条的中心，基于架构、隐喻、意象图式等众多认知概念和理论，形成综合性认知分析框架。进而结合体认语言学“现实—认知—语言”核心原则，翻译中的认知等效模式可理解为源语和目标语世界现实、认知、语言之间的映射。

图1  翻译中的认知等效模式

如图1纵向所示，源语和目标语世界中，人的认知是连接现实世界和语言表达的纽带：现实借助认知并通过语言来表征；语言通过认知来建构现实。现实包括主观现实和客观现实，前者涉及文化、社会制度等方面，后者指物质世界；认知包括概念、架构、隐喻等；语言可分为隐喻性表达和非隐喻性表达。横向视图可见，源语和目标语世界现实、认知、语言之间的交流是双向互动的，现实之间的映射最为根本，认知之间的映射次之，语言受现实和认知等要素制约，其间映射较之最弱，因此分别用粗线、细线和虚线的双箭头表示这三对映射关系。在英译过程中，隐喻性表达可处理为隐喻性或非隐喻性表达，非隐喻性表达亦然。

鉴于此，译文需要呈现与原文相似或对等的概念、隐喻寓意、深层架构蕴含的价值观以及词语的感情色彩。概念是指在我们在进行范畴化或推理时运用的、基于感知运动的神经结构；隐喻寓意指谚语、成语、歇后语、典故、故事的中隐喻的寓意；深层架构蕴含的价值观指文化、思想、道德、情感等方面的价值观；词语的感情色彩指词语中附着的人们对所描述对象或褒或贬的感情色彩。根据感情色彩不同，词语一般分为：褒义词、贬义词、中性词。由于源语和目标语世界存在文化差异，表达概念的感知运用方式、隐喻的源域、表层架构以及词语感情色彩均有可能不同，但译文中的概念、隐喻的寓意、深层架构体现的价值观、词语的褒贬色彩需与原文中的保持一致或对等，以此实现认知等效。翻译的认知等效是指译文建构了与原文一致的话语现实，若建构了不同现实则视为不理想甚至是失败的译本。该模式要求译文应忠实于原文的精神和内涵，而非原文本身。

本文试以中国特色话语英译的难点为切入口，如术语、隐喻、典故、成语等，分析译文与原文的概念、隐喻寓意、深层架构、词语的感情色彩，对照评价不同译本，探讨中国特色话语英译如何实现认知等效。

作为思维形式的最基本单位，概念是人们进行范畴化和推理的基本要素。由于源语和目标语世界的文化不同，表达概念的感知运用方式可能不一致，但译文中的概念需要与原文中的概念在本质上保持一致或对等。译者可以概念对等为检验标准，指导、评价中国特色话语的术语英译。

中国特色术语常用简单、具体、生动的隐喻性概念来表述复杂、抽象、笼统的概念，其中“虎”“蝇”“狐”等与动物相关的表述在译文文化中具有对应的形象、表达及概念。以“老虎”概念为例，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以下简称“中国外文局”）提供的官方译文如表1：

表1 “老虎”概念英译版本

“老虎”概念在传统文化中既有“威”的一面，又有“害”的一面。中国特色话语中的“老虎”概念也承袭了这两点特征，一为地位之高，二为危害之大。在此范畴下，“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具有尖牙利爪，能“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因此可指压迫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者；“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空有可怕的外形，内里实质上却是腐朽空洞的，人民终将识破这些“老虎”的真面目并彻底战胜它们；“老虎屁股”是敏感部位，一旦触碰，老虎掉头就咬，因此可指棘手的问题，处理不慎即蒙受重大损失；“打虎者”是以身涉险为民除患的英雄，反腐议题中的“老虎”即侵害人民利益、腐化堕落的高级干部，“打虎”就是反腐倡廉、除暴安良的英雄行为。目标语世界中的“tiger”概念也有威猛凶恶的特征，采用直译能够让受众联想到老虎形象。此外，毛泽东首次将“纸老虎”作为隐喻性概念提出时，当场否定了译员的意译“scarecrow”，指出该术语应直译为“paper tiger”。经过长期宣介和传播，“paper tiger”这一概念在国际社会广为流传，亦为西方民众和政界人士所熟知。因此，其他涉及“老虎”概念的术语可以此为基础，参考目标语受众对“paper tiger”这一经典概念的认知过程，采用直译方法，从而再现概念本质，实现认知等效中的概念对等。

概念隐喻理论不仅可以阐释传统意义上的隐喻，对其他隐喻性表述也有较强的阐释力，如借代、类比等。谚语、成语、歇后语、典故、故事的认知过程均涉及从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它们或借“此”代“彼”，或借“古”代“今”，其目标域所传递的意义即为隐喻寓意。中国特色话语中的熟语、典故、故事的源域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其英译或难以再现源域，但译文的隐喻寓意应和原文保持一致或对等。若不能再现隐喻寓意，则是不理想的译本。以官方曾误译的典故“行百里者半九十”为例，各版译文如表2：

表2 “行百里者半九十”英译版本

该典出自《战国策·秦策五》，“‘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此言末路之难。”意为一百里的路程，走到九十里只算完成了一半。口译员理解为“走百里路程，有一半人中途放弃”，未实现准确的语内翻译。典故翻译过程中译者准确理解其隐喻寓意，是实现认知等效的基础。

该典笔译译文有效避免了对原典的误解。典籍译文均采用直译，保留了虚指“百里”“九十（里）”的长度单位，处理为路程实指“a hundred li”“ninety li”。《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的四处译文采用意译，略去具体距离，重点呈现典故的寓意。卷一第一处译文用（100－90）/100计算得出“末路”占全程十分之一，原典数字是虚指，译文过于强调数字具体比例，略显生硬。卷一第二处译文采用归化策略，将典故解释为“事情做到底才算完成”，但未表现出“末路”之艰。两处译文共用同一尾注，注释只介绍了典故出处，并未阐释用典目的。卷三两处译文使用英文熟语“the last leg of a journey”表示旅程最后一段，运用译文受众熟知的身体隐喻，提升了译文的亲近感，并模糊化处理虚指数字。卷三第二处译文用“only”强调了“末路”之短、之难，再现了“不能懈怠、加倍努力”的隐喻寓意。卷三两处英译忠于原典内涵，而非机械再现典故源域，更好地实现了译者与用典者的对话，地道的隐喻表达亦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对话。

架构是人类赖以思维的认知结构，以神经回路的形式存在于大脑的突触中。架构由角色、角色特性、角色间的关系以及角色所参与的事件场景构成；主要可分为表层架构和深层架构，前者是由词语激活的心理结构，后者是构成人们价值观、世界观的最为根本的架构。若无深层架构，表层架构将无从依附。

深层架构蕴含的价值观涉及文化、思想、道德、情感等方面，在英译过程中，表层架构可能会因文化不同而不同，但译文中深层架构体现的价值观需与原文保持一致。中国特色话语中的典故富有中国特色、承载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是体现国家与民族价值观的重要表述，下文以典故为例，探讨译文是否如实再现了深层架构蕴含的价值观。

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4年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其中典故出自《史记·李将军列传》，意为桃李不会说话，但果实鲜美吸引众人，树下不知不觉地走出了小路。指李广将军不善言辞但因品性高尚深受百姓爱戴。典籍译文与官方译文如表3：

表3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英译版本

原文简短精悍，两个小句之间无逻辑关系词，充分体现了汉语的“意合”特点。前三种译文源于《史记》的不同英译本，典籍译文均在小句之间添加了表示转折的连接词though、yet、but，倪译甚至用方括号强调了but。但“桃李”树下得以“成蹊”的原因并未明确体现，仍需译入语受众感悟其中因果关系。原典以李广将军的历史故事，体现了不重言辞注重实干、谦逊内敛的中国传统价值观，抒发了对高尚德行的褒扬。此典在中国特色话语中得到了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例中表明“一带一路”建设成果丰硕，自然而然受到沿线国家的欢迎与支持，是“一带一路”倡议深得民心的有力注脚。和典籍译文相比，官方译文突出了果实意象“peaches and plums”，进而点明特征“so attractive”，指出这是树下形成小路的原因，而典籍译文均未明确展现其吸引人的特点。官方译文挖掘并再现了原典中潜藏的逻辑关系，清晰呈现“果实吸引人—人来到树下—树下形成小路”的因果逻辑链，受众得以体悟原文务实、谦逊的情感与道德元素，实现了深层架构在情感、道德等方面的对等。

然而，以上译文均未再现原典蕴含的文化信息。演讲原文尾注为“见西汉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激活了原文受众头脑中关于李广将军功绩、德行的历史故事。因此，典故译文也应体现出故事性，以此传播中国故事、阐释中国文化。官方译文句末标有注释序号3，文末尾注的第三个注释为“Notes3 Ibid.”表示出处同上，继而需要查阅上一条尾注。尾注2是对演讲前文“opened an overland route2 linking the East and the West”中“opened an overland route（凿空）”的解释，注释内容见表3中的Notes 2。此条注释需要二次查阅，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阅读的流畅性。此外，该注释传递的叙事信息也极为有限，只呈现了原典出处及作者身份生平，未提及原典的架构角色李广，未再现角色“桃李—李广—中国”、角色特性“果实鲜美—品性高尚—‘一带一路’建设成果丰硕”等多处借代与转换。注释通常是政治话语外译中译者能稍微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地方。鉴于此，典故英译可借助注释传递文化信息，实现认知等效。下例事典兼语典的英译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例：“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溢美之词，我们一贯欢迎客观的介绍和有益的建议，正所谓‘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其中典故出自元代书画家王冕的题画诗《墨梅》，对该典进行认知语用分析，发现可借“墨梅”代“党和国家”、借“不要人夸”代“党和国家的自信”、借“清气”代“党和国家的清正风骨”，实现了“画格-诗格-人格-国格”的转换，展现出党和国家如墨梅一般，不慕虚名、磊落坦荡。不同译本处理如表4：

表4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英译版本

囿于现场翻译的多重限制，口译将意指“党和国家”的主语具体化为“I”，“清气”意译为“integrity”，“乾坤”处理为“the universe”。译文虽高效地传递了核心信息，但欠妥处有二：其一为“fills the universe”与主语“integrity”搭配较生硬，这种“全宇宙、满世界”的表述亦欠谦虚，与原典低调含蓄的本义、外交语言谦逊委婉的要求相悖，译文未实现深层架构在情感、道德方面的对等；其二为译文未再现“墨梅”意象，语境中仅呈现“人格—国格”的转换，译文未能实现在文化方面的对等。《华盛顿邮报》和《习近平总书记用典》译文均再现了“梅花”意象，呈现了“诗格—人格—国格”的转换，但沿用了“the universe”，表露出“自满”的情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译文采用直译呈现原典字面意义，“its bright colour”“its fragrance”展现了“墨梅”特征。译文虽未说明“it”具体所指，但尾注给出了回答。原文尾注仅为“见元代王冕《墨梅》”；译者增译了王冕简介、典故内涵等文化信息，“Wang Mian-President Xi - China”有效再现了原典架构角色的借代和转换，展示了务实自信的情感与道德，译文实现了深层架构蕴含的价值观在情感、道德以及文化方面的对等。

根据翻译中的认知等效模式，中国特色话语英译过程中需实现词语的感情色彩对等。词语的感情色彩有褒有贬，以此反映原文作者立场，译者需如实传达原词褒贬，避免造成译文感情色彩在认知效果上的不对等。

以扶贫话语关键术语“两不愁三保障”为例，《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指出，扶贫事业总体目标为：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此段表述逐渐凝练为术语“两不愁三保障”，简洁全面地概括了脱贫的基本要求和关键指标，官方译文变化如表5所示。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译文未译为术语，而是在句中解释具体内容，省去尾注。第三卷译作概括型术语，并翻译了尾注。《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译文沿用了术语译法，将原文尾注处理为夹注，夹注内容与第三卷一致。译文应准确再现术语的概括性，注释英译也需实现词语的感情色彩对等。对比三个译本，解释法不能再现原术语的精炼特征，不利于中国扶贫叙事的推广传播。“不愁吃穿”在中国文化中指衣食无忧，生活物资较充裕，属褒义表述；卷二译文将“不愁吃、不愁穿”解释为“guarantee the basic needs of food and clothing”，仅指保障衣食基本需求，“basic”属中性词，未实现褒义对等。后两种译文将“两不愁”解释为“assurances of adequate food and clothing”，“adequate”为褒义词，实现了词语的感情色彩对等，有助于讲好中国扶贫叙事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叙事，体现中国立场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协调共性。

表5 “两不愁三保障”英译版本

中国和西方之间现在从核心技术、社会制度到了治理模式的竞争，其软实力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叙事之争。而翻译正是一种“再叙事”，这种“再叙事”下的中国特色话语英译需以实现认知等效为基础，将这些承载中国文化的概念、隐喻、情感、价值观借助译文向国际社会展现，助力中国新叙事的传播。译者可秉持认知等效的翻译检验标准，在译文中呈现和原文一致或对等的概念、隐喻寓意、深层架构与词语的感情色彩。译者需关注原文概念与其对应的英文表达是否一致，以此判断采用直译还是意译方式再现概念；理解隐喻内涵，不能呈现与原文隐喻对应的源域表达时，采用意译灵活再现隐喻寓意；通过意译阐明原文的情感和道德，必要时加注呈现原文文化信息，以实现译文在深层架构方面的对等；斟酌原文词语感情色彩，选取对应的表达实现感情色彩上的对等。由此，实现“认知等效”的译文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德化人，促使受众实现概念理解、情感共鸣、价值认同，以此自塑“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让受众信而敬之，敬而亲之，亲而爱之，从而以译言兴邦，促进世界平视中国，为国际交流和人类发展提供更多可能。

[责任编辑：李   桃]

[图文编辑：吴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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