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王景春拿了两个大奖——2月在柏林“擒熊”，11月在厦门抱得“金鸡”，凭借的都是他在影片《地久天长》中的表演。
这不是王景春第一次在国际A类电影节中获奖。2013年，他就在东京国际电影节荣获最佳男演员。但直到今年，王景春的名字才被更多人熟悉。
人们迫切地想知道，这个长着一副平凡面孔的中年演员，是如何把中国人的情与爱、善良与隐忍，演绎得如此动人。
■本报记者 吴越
感谢刘耀军，感谢他让我在他的世界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生活
解放周末：一年内拿下两个重量级奖杯，您的工作、生活是否发生了变化？
王景春：坦白说，工作量相比过去增加了。以前我很少参加各种活动，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多了。
但生活还是照旧。我的生活其实很简单，特别希望能够睡到自然醒，然后阅读一些有意思的小说，也希望能投入更多时间专注于创作。
解放周末：当时接到《地久天长》中刘耀军这个角色的时候，是什么吸引了您？因为角色和您本人的经历契合，还是因为人物性格丰富、独特，能让您演得过瘾？
王景春：其实当时我连剧本都没仔细看，就答应了王小帅导演。和他合作是件非常愉快的事，我相信他让我演刘耀军，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既然他需要我，那我就来了。
等到正式开拍了，我觉得这片子真好。我欣赏导演，因为他有自己的想法和观念。他不是简简单单地进行艺术创作，而是在创作中蕴含了深厚的人文关怀，关照着大时代背景下人的生活状态。
我在戏里要从年轻演到中年，再演到年老。这种年龄跨度大的角色，给了演员很大的创作空间，同时也对演员的表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很有挑战性。对演员来说，这就是个让人梦寐以求的角色。对我来说，这太难得了。
解放周末：“成为”刘耀军，对您来说难吗？
王景春：完全没有想不通的事情。其实刘耀军离我们很近，他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普通人。我们身边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人，也听说过他们经历的这些事，我可以直接拿来借鉴。刘耀军这个角色对我来说，就像是“天注定”。我跟他之间，一下子就通了，我特别能理解他的想法和行为，理解他为什么会成为那样的他。
解放周末：拍摄过程中，最折腾的一场戏是什么？最爽的一场戏又是什么？
王景春：每场戏都挺爽的，过场戏也很有意思。在这个剧组里，再小的戏，我们也不会放过。
最折腾的，是刘耀军抱着妻子丽云去医院的那场戏。那是场奔跑戏，我要抱着饰演丽云的咏梅从家里出去，穿行小镇，最后绕过长长的拐角来到医院急救室。这是对我体力的巨大考验。因为是夜间戏，不同场景的焦点、光线都有讲究，我们拍了5次才过。更关键的是，我始终要留在人物的情绪当中，一边跑，一边要把刘耀军的慌张、愧疚、绝望给表现出来。一场戏，5次拍摄，耗了5天，精神和体力要始终保持在那个状态。
解放周末：青年演员王源在片中饰演刘耀军的儿子刘星。听说您为了帮助他快速摸到人物的状态，还使了“招儿”？
王景春：对。王源刚进组的时候，我就不理他，也没正眼瞧过他。导演过来介绍他，我就“嗯”了一声。我的这种反应肯定让王源心里不舒服，随后他就会对我有情绪。有情绪正好，因为这刚好符合片中刘耀军和刘星的人物关系。等到拍戏的时候，这种情绪跳出来，他一下子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拍了一周以后，我觉得可以和这孩子多聊聊。刚好有一天是拍刘耀军归还刘星身份的戏，我就和他聊了一个多小时，交流表演的方法，分析每句台词是什么意思、背后有什么逻辑、要怎么处理等等，他也特别投入。
解放周末：现在回过头来看，这部戏除了让您捧回两个奖杯之外，到底意味着什么？
王景春：这是一部让我非常难忘的戏。不是沉浸在里面走不出来，而是经常会想起。以至于拍完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会恍惚，或是梦到与《地久天长》有关的场景。现在想来，我要感谢刘耀军，感谢他让我在他的世界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生活。
我没有给自己立过什么小目标。我觉得，只要让我演戏就行了
解放周末：您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有表演天赋或者说表演欲望的？
王景春：我是在新疆阿勒泰长大的，从小就是文艺积极分子。学校里的鼓号队、朗诵比赛、歌唱比赛、小品表演，我都会参加。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还因为文艺表演而上了阿勒泰电视台。
那时候就是单纯地喜欢表演，把它当作一个业余爱好，根本没想过将来要从事这个职业。直到我遇见了朗辰导演，他说我具备这方面的素质，并鼓励我报考戏剧学院，我才有这个意识。
那时候，朗辰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天山电影制片厂。我们在一次小品排演时认识，随后我就跟着他学了3年表演。他是我在表演上的“领路人”。那时每天一下班，我就去他家，看经典影片、做编戏练习。经过了3年“补课”，我了解到什么是好的表演之后，才鼓起勇气报考了戏剧学院。
解放周末：在22岁进入上海戏剧学院之前，您曾当过百货公司的童鞋售货员，还考过了五级焊工证。相比于其他同学，您有着非常不同的生活经历。这是您日后从事表演时的优势吗？
王景春：是的。我认为先积累一些生活阅历，再去系统地学习表演，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有了生活阅历之后，对人物关系、人物处境等方面的思考角度会和过去很不一样。国外很多演员从学校毕业之后，不会马上去拍戏，而是先去工作、了解生活，有了一定的积累，然后再去拍戏。
我热爱生活，也热爱创作。其实，只要留心，生活中处处都能给我们启发。我喜欢和人聊天，也喜欢观察别人，这些都是我为日后的表演积累素材的方式。和三五好友吃饭、聚会的时候，我们常常天南海北地聊。有时手机上推送了一则新闻，我都要想上个半天，自己琢磨。不工作的时候，我会去逛超市、买菜，一边逛，一边观察形形色色的人，了解他们的处事方式，揣摩他们身上可能会有怎样的故事。
解放周末：昔日的大学同学对您有个很深的印象——勤奋。那时候在上戏，同学们都出了两年晨课，练台词和基本功，而您出了整整四年晨课。背后的动力是什么？
王景春：我一直觉得我挺笨的，笨鸟就要先飞。我在新疆长大，刚到上海时，说的还是一口新疆普通话，前后鼻音不分。普通话有口音，就要去练，练到标准为止。就像我的表演老师赵国斌先生说的那样，“基础牢，后劲足”。我相信，只有把基本功打好、练扎实，日后才能走得更长远。所以，在上戏的这4年，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4年。那时的我只有一个想法：不能松懈，抓紧一切时间练好基本功。
解放周末：从上戏毕业之后，您做过北漂、跑过龙套。但在很多采访中，您都不愿意提那10年跑龙套的日子。为什么？
王景春：我觉得这是人生的一部分，是生命里的一个过程。我不想把它作为一个特别励志的故事来讲，因为这就是我经历的一段人生。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也有的人在经历了这个过程后还是没有出成绩。这就是人生。我也没有给自己立过什么小目标。我觉得，只要让我演戏就行了。看到我演戏，你就会知道我的好。是金子总会发光。
观众只记得我演的角色，没记住我，这件事情多牛啊
解放周末：很多人说您是“戏痴”，为了进入角色而把自己变成这个人。为了演干洗店老板，您学了缝纫；演反扒大队长，您就真的去捉贼；演农民工就几十天不洗澡、不刷牙……
王景春：我觉得这不是“戏痴”，而是我理所应当要做的事情。这是我的创作方法，也是前人总结下来的方法。演一个人，必须要对这个人物有所了解，要知道他的职业特性，要完全融入他的生活。如果这个人物会做的事情，我也都会做，那就对了。
解放周末：会给每个人物写人物小传吗？
王景春：这是必须的。不过我认为，人物小传不见得要写得很厚、用文字来体现，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在脑海里把这个人物形象给立起来，然后不断地思考角色、打磨角色。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要成为一名好演员，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王景春：我认为是热爱。热爱使人专注。只有热爱表演，才能成为一名好演员。
解放周末：有人觉得，拿了国际大奖之后，就不愁没人找、没戏拍了。在您40岁那年，凭借在《警察日记》中的出色表现，拿下了第2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但在那之后，还是有很多观众不知道您的名字，只觉得这个演员脸很熟。这会困扰您吗？
王景春：完全不会。观众只记得我演的角色，没记住我，这件事情多牛啊！能让大家记住角色，就是我表演最大的成功。很多人都不知道，《白日焰火》里的干洗店老板荣荣是我演的。有人看了之后问：这是谁？我说是我，他们才恍然大悟。还有人不知道，《建军大业》里的贺龙是我演的。把胡子一留，就能把贺龙演像了，这多棒啊！这可比一群人围着我欢呼、叫“王老师”，要高兴多了。
我觉得人要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从事这个职业是为什么？是喜欢名声、财富，还是喜欢表演？当演员，就是要创造艺术价值，不能为了出名和牟利而什么戏都接。
解放周末：您演过很多次警察，有人因此称您为“警察专业户”。但您似乎不愿意被这么定义。为什么？
王景春：其实我演警察，不是演这个职业，而是演这个职业身份下的那个人。我更看重的是这个活生生的人是什么样的，他有什么脾气，有什么特征，在不同情景下会做何反应。他可能是个片儿警，可能是重案组的，还可能是经侦的……警种不一样，那这个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举止就是不一样的。
解放周末：您现在接戏的标准是什么？
王景春：一个字——好。选好戏，排好戏，演好戏。
拥有百年电影历史与文化的我们，
不应该被如此大量的商业电影所垄断
解放周末：早在多年前，您就开始为国内艺术电影大声疾呼，呼吁人们关注艺术电影、多放映艺术电影。怎么想到要为艺术电影发声的？
王景春：我一直很喜欢艺术电影，也很关心国内艺术电影的发展。
2014年，我注意到国产艺术片的处境非常令人担忧。那一年，中国电影产量是618部，进入市场放映的有310部左右，而艺术片仅为10部左右。那一年上映的娄烨导演的《推拿》，在国际上拿了大奖，但在国内上映时，市场排片只有3%。而在艺术电影重镇法国，同年放映了229万场艺术和实验影片，观影人次超过5700万。
当时我就想，拥有百年电影历史与文化的我们，不应该被如此大量的商业电影所垄断。
解放周末：2015年，您和廖凡在上海成立了春凡艺术电影中心，是否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王景春：对。我们想，如果光是抱怨，那挺没劲的。不如自己去干，以实际行动支持艺术电影放映，并且用做影展的方式来培育观众。
去年，我们做了张艺谋作品回顾展，集中放映了《红高粱》《秋菊打官司》《千里走单骑》等7部作品。今年本来计划做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回顾展，但因为事情比较多，可能要放到明年来执行。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让这些认真从事电影工作的导演的经典作品，在大银幕与观众集中见面。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策划一些国外导演的影展。
解放周末：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您认为艺术电影的生存空间相比过去更广阔了吗？
王景春：这几年的情况和5年前完全不一样。以前在柏林、戛纳拿奖的艺术片，国内排片情况可能非常惨淡。但现在，高质量的艺术电影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有些艺术电影的票房还能过亿元，这是令人欣喜的。这也证明，观众的电影欣赏水平不断提高，并不是所有人都满足于“爆米花电影”。随着我国电影市场的不断细分，类型化电影层出不穷，观众的选择也将更加多元。
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拥有相当数量具有很高艺术欣赏水平的电影观众。只要看看每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开票时那些电影票以多快的速度被“秒光”，就能知道，上海的观众有多热情。在电影节之外，上海每年还有很多主题丰富的影展，把国内外优秀艺术电影带到观众的家门口。这是多令人高兴的事啊。
解放周末：一般电影放映结束后，会马上散场。而在一些影展和影节活动时，会有专门的映后环节，邀请电影主创和观众进行交流。听说您非常喜欢也经常参与这类活动，为什么？
王景春：每个人看完电影之后，都会有不同的想法。相比于一个人回家后自己感慨，直接在电影院和主创人员以及其他观众一起交流，岂不是更好？要是有什么疑问，还可以当面提出，并且得到主创的面对面回答。我很喜欢这样的交流，有时候记者和观众看到我在，会点我的名问些问题。这很有趣。
解放周末：这些年，许多知名导演、演员都甘做绿叶，为青年导演担任监制。各大电影节也都推出了青年导演的孵化计划，效果也很不错。文牧野的《我不是药神》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王景春：这件事情太好了，太应该成为趋势了。有志于从事电影行业的年轻人，需要一个平台和机会去实现他们的艺术追求和人生理想，我们应该帮一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我们年轻的时候，内心多么渴望这种机会啊。但当时要从事这个行业，就必须报考艺术院校。要做一个导演，就要从导演系毕业，随后分配到制片厂，从场记干起，一步步经历导演助理、副导演、执行导演，最后成为导演。但现在，有才华的年轻人可以直接执导影片。
解放周末：您有考虑过做“绿叶”吗？
王景春：有。很多年轻导演都会把剧本拿来给我看，也有来找我出演角色的。今年金鸡奖颁奖结束之后，我到武汉参加了第14届华语青年电影周，担任了年度新锐荣誉推选委员会主席。在那里，我看到了很多年轻电影人的优秀作品，令我非常期待。
解放周末：作为上影演员剧团的资深演员，对于上海电影的发展，您有什么建议？